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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 谢专 张晓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更新时间:2018-01-01 00:43:01
作者: 魏尚进   谢专   张晓波  

引言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达到了8.7%。在这35年间,人均实际收入累计增加了17.6倍,从1980年的714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277美元(基于IMF数据,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除了赤道几内亚这个人口不到100万的石油产出国,没有其他国家在同期达到中国同样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举世瞩目的奇迹。

   但是,中国经济现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从2012年至今,经济增长率已下滑至6%—7%,并可能进一步放缓。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周期性的,即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还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几个因素: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改革(包括开放对外贸易、积极招商引资等)、低工资和人口红利。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例如,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3倍,而后者拥有和中国相当的劳动力规模。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开始下降。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显著下降,而中国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同时,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超低生育率和非自然的人口抚养比,使中国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但目前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少于新退休人数,导致人口抚养比攀升。

   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但是,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工资水平逐步收敛,并且内陆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进”的策略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出”,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更贫穷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上”,指的是创新和升级,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下”,指的是关闭企业,退出市场。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下”是一种选择,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允许所有企业都退出市场。在以上策略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在第三至七节中,我们将着重讨论创新和质量升级的问题:中国的研发投资是否足够多且合理,能否支撑向创新经济体的转型?

   我们特别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有多高?我们通过国际经验比较,并分析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状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趋势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主要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专利数据,以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我们将中国的专利增长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和几个高收入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进行比较,发现尽管中国仍需要借鉴印度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但近几年来中国在以专利衡量的创新方面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工资上涨和市场扩大是中国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的创新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不如私企,专利申请和授权相对于研发的弹性显著低于私企,却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这说明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由此,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减少补贴和税收,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2012年后增速放缓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包括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机制,引入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降低了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门槛。二是经济基本面,包括有利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低工资起步水平的优势。我们将分析这些因素在过去36年来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增长奇迹始于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将农产品以计划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卖给国家。改革后,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能以市场价格销售上缴国家公粮后剩余的农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迅猛上涨(Lin,1992)。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工作,为非农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在80年代,中国是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工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和菲律宾,劳动力成本在138个非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115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人只能在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在劳动力流动限制被解除之前,乡镇企业为当地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

   在90年代,政府实施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实现了民营化。到2011年,乡镇企业这一概念几乎消失,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29亿人下降到2011年的600万人(Xu and Zhang,2009)。在城市,过去就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改革之后,国企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13亿人下降到2011年的6700万人,下降了近一半;国企的数量从1995年的1084433家(占企业总数的24%)下降到2014年的521503家(占企业总数的3%)。国企数量的下降幅度大于就业人数的下降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结果——小型国企民营化,重点发展大型国企(Hsieh and Song,2015)。

   改革在短期内是残酷的,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企下岗,然而中国的失业率并未因此大幅上升。关键原因在于民营化改革的同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私企的进入门槛。之前由于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国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行业进入门槛高等因素,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机会。因此,改革之后富有活力的民营部门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吸收了几乎所有乡镇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民营企业的数量在1995年至2014年间翻了5倍。截至2011年,1.93亿人在民营企业工作(包括自雇)(国家统计局,2012),这说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营化改革是成功的——在避免大规模失业的条件下,将劳动力从国有部门转移到了民营部门。

   在此期间,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制造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和服务业。魏尚进和张晓波(Wei and Zhang,2011b)根据1995年和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总结了两个“70%”的规律:第一,在两个普查年份之间,大约70%的工业增加值来自民营部门;第二,大约70%的民营部门增长来自新增企业,而剩下30%来自现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以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在80年代初实行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税收(因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有所差异,各地分成比例不同)。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并且使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地方经济增速成为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关键指标。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需要扩大投资和税基,在招商引资方面形成激烈竞争,会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资产的侵犯。因此,在改革初期,虽然正式产权制度并不健全,但是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政府的产权保护(Qian and Weingast,1997;Xu,2011)。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还在沿海各省设立了众多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发区的建立帮助政府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础设施薄弱,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又十分有限。政府短期内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但可以集中资金在开发区内提供道路、能源供应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开发区内推行改革政策要比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推广更容易。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的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反过来促进了开发区外全国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1992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使得外资企业成为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渠道,经济特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和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外资企业常常占到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中国的贸易总量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每7年增长1倍,而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几乎每4年就增长1倍。2004年,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个称号不仅涉及跨境贸易总量,也代表着行业的覆盖程度(Feestra and Wei,2010)。中国进出口和外商投资的迅猛增长也是国内企业获得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和开放,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包括行业内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比如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的转移、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Zhu,2012)。从1978年到2015年,行业内的生产率进步和结构变迁分别贡献了42%和17%的经济增长(Fan et al,2003)。

   市场化改革实施30年以来,中国似乎有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主要是农村地区低生产率的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在2000年后开始出现。根据蔡昉和都阳(Cai and Du,2011)以及张晓波等人(Zhang et al,2011)的结论,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从2003—2004年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关于低技能工人工资快速增长的具体拐点仍存在争论。王晓兵等人(Wang et al,2011)认为转折点在2000年就已经到来。而约翰•奈特等人(Knight et al,2011;Golley and Meng,2011)指出目前人口迁徙依然存在障碍,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对人口流动仍有较大限制。如果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会有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而,无论争议结果如何,中国都不再是一个低工资国家。

   两个人口结构特征的转变是过去35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推力。第一个特征是有利的子女比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对于固定数量的工作群体而言,需要抚养的子女更少。劳动人口所占比重持续稳定地上升了30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Cai and Wang,2008;Wei,2015)。

第二个人口结构特征是性别比例的失衡,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被关注较少。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习俗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当独生子女一代进入适婚年龄,年轻的男性面临着竞争极其激烈的婚姻市场。为了吸引潜在的新娘,有男孩的家庭会更努力地工作,储蓄更多的钱,承担更多的风险,包括选择创业(Wei and Zhang,2011a,2011b;Chang and Zhang,2015;Wei、Zhang and Liu,2016)。性别比例失衡引起的婚姻市场竞争贡献了每年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Wei and Zha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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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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