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魏尚进 谢专 张晓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更新时间:2018-01-01 00:43:01
作者: 魏尚进   谢专   张晓波  
2011b)。

   我们有必要指出,性别比例失衡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总体福利可能随着经济增长反而降低。魏尚进和张晓波(2011)解释了这个逻辑:推动经济增长而额外付出的工作努力、承担的风险,是为了提高自己(或者自己孩子)在婚姻市场上成功的机会。但是,在宏观层面,工作努力和风险承担程度并不能决定无法结婚的男性的比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更努力地工作、承担更大的风险,都是徒劳的。如果能回到性别比例平衡状态,也许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但社会的福利水平反而会提高。

   因此,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经历了低工资、巨大人口红利、低抚养比例以及年轻人性别比例失衡的时期。但从2012年开始,15—60岁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至多只能延缓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80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非常高,高于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2015年11月,政府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因此在未来10—15年间,孩子的数量会增加而工作的人数却没有改变,使得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毕竟,没有夫妻可以直接生出一个16岁的孩子(Wei,2015)。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从2009年起逐渐向平衡发展,所以由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经济增长会逐渐减弱。

   除了自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之外,中国还需要面对并处理收入不平等、地区差异、环境恶化和腐败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请参见Fan、Kanbur、Wei and Zhang(2014)。

  

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为了区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调整后的劳动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根据总生产函数做一个分解。

   从分解结果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实物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起到重要作用,它解释了这一时期67.9%的增长。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物资本投资的相对贡献上升到107%。第二,人力资本的贡献是正的,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贡献了12.5%,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贡献了16%。由于实物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极大比重,中国人力资本的贡献小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2008年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贡献超过20%(1989—1991年除外)。

   需要注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09年起转变为负值。但仔细想想,也许并不奇怪。中国政府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大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高效率。经济增速虽有短期反弹,但从2012年后开始下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利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等结构性因素意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未来要想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提高未来生产率的一个办法是进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这包括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户籍制度)和对企业进行普惠的金融支持。另一个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创新。创新包括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的设计、外观、生产流程,建立新商业模式、新品牌和新市场策略。

   中国能从一个“世界组装工厂”变成创新强国吗?如果单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体有大量关于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新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重视死记硬背而缺少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许多正面的例子。比如腾讯公司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它发明了最流行的通讯工具——微信,它集群聊、语音通话、视频分享和金融交易为一体。作为通讯装备的制造商,华为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中国于2016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为了验证这些创新的例子是普遍情况还是个案,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系统的数据分析。

   我们很难用定量分析来区分各种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基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计算并比较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以下三方面的投资情况:(一)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二)国内其他企业技术的购买与消化;(三)技术的自主研发。2000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资金中,20%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2%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78%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项投资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后两项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到技术提升的资金中,11%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5%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84%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这些数字间接表明了国内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正在提高。

  

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

  

   创新型国家或企业通常都会在研发(R&D)上大量投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14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资金超过GDP的2.7%,比同期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1.9%)高了将近50%,是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3倍。如果中国希望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体,也需要增加在研发上的投资。

   关于中国的研发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当时中国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这一比例远低于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低,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当时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可以引进国外的现成技术,因此研发投资的动力并不十分迫切。

   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明显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研发投入的强度普遍更高。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而2012年中国的收入水平连经合组织国家均值的1/5都不到。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整体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1996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而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3122、4947和2211人。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和巴西(420人/百万人)大体相当,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

   由于中国的研发资金增长快于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每个研发人员平均可支配的研发资金也在增长。

  

从专利增长角度衡量创新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的专利增长,隐含的假设是各个维度的创新是正相关的。

   中国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起呈现爆炸式增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3045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19%。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式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

   衡量专利授权率的一项指标是t年专利授权数量与t-1年专利申请数量之比。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近些年的专利授权率为30%—40%,基本上处于各国的中间水平,高于印度和巴西(大约20%),但低于美国和韩国(大约50%—60%)。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专利授权率并不是高得离谱。

   中国的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这三类。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统计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申请和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是评估中国专利质量的一个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从1995年至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数量年均增长19%。同期,中国申请人在发达国家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年均增长甚至高于30%。

   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能够说明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专利增长同样很快。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前一阶段(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后一阶段(2005—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在相比较的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德国、日本和韩国)中,只有印度达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

   专利数量与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高度相关。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这一因素,我们进行了如下跨国回归比较:用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给各个国家的专利数量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人口数量的对数、人口数量对数的平方以及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作为解释变量,我们还特别加入了几个重点关注的国家(金砖五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与年份的交乘项。经过这些调整后,中国的专利数量随GDP增长而高速增长。在相比较的国家中,印度也呈现类似的增长趋势,但专利和GDP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在日本、德国、韩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整体来看,在专利数量上,中国企业的表现比其他国家在类似的收入水平阶段要好。

   评估专利质量还可以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34%,而在2004—2014年期间加速至49%。实用新型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14年期间年均增长36%。经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调整,中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表现依然突出。

   总体上讲,不仅是中国专利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而且一系列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专利的质量随时间推移也呈现实质性的稳步上升趋势。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

  

创新增长的驱动因素

  

通过比较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专利数量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因素在驱动中国的创新,比如市场规模、行业竞争和相对价格变化(如工资上涨)。我们将中国专利数据库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1998—2009年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专利数据库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授权的专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58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