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雷戈:史失求之野 ——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

更新时间:2017-12-31 22:07:15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或庶几焉。”[38]这类话语相当不少。其风气所致,已成为人们评价文章的一个通常标准。比如,太常博士彭齐甚得真宗赏识。真宗曾在殿柱上大书,“彭齐之文章,杨伾之廉谨,萧定基之政事,可为江西三瑞。”时人评论其文章之高妙,即以野史为标的。“太博以文章擅名海内,一时名公卿仰慕之,其醉墨戏语时见,野史风味可概见也。”[39]

   在宋明人士人看来,野史等于口碑,政治真相不是官场的口水战,而是民间的口耳相传。“实政纪山林之野史,阴功溢道路之口碑。”[40]如果人们对政治还怀有一种希望,如果人们对真相还怀抱一种信心,那么就必须信任野史,就必须尊重野史。“朝班可劝为忠事,野史能歆好义人。”[41]“健羡乡评美,光辉野史荣。”[42]显然,野史的道德教化功能绝对不可小觑。“贤知愚不肖乃在邑,人方寸之心与三寸之舌,三代直道而行,是非谁其淆之?搢绅先生能明之,野史能记之。”[43]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赋予了野史一种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这就是将野史与德行人心直接联系起来。“徳在人心,事书野史。”[44]通过野史昭示人性,提升人伦,便成为有识之士的自觉追求。“潜德隐行非野史纪述,则悉无见于时民。日益敖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谓叹惜也。”[45]基于这种理念追求,宋元之际的南丰水村刘先生和埙如村刘先生二人,“惧忠臣烈士贞妇湮没而无传也,水村作《十忠补史诗》,如村作《昭忠逸咏》,皆据其所见闻而录之,盖野史之流也。”[46]谢应芳也声称,“余久欲野史作小传,以励薄俗,所谓粪土而出芝菌也。”[47]曽丰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野史的功能实际上还要更为多样,比如,在官员治理地方事务中就能发挥某种移风易俗拾遗补缺的合理作用。

   余视南浦事,首见吏民问风俗,次见士大夫问人物。或曰有詹参军《耆旧录》在可考也。既考且思,封建盛时诸侯之国有史,凡人物随其国书之,罢侯置守之后,史官在朝廷,郡国缺然人物,物故则冺,识者忧焉。此《襄阳耆旧传》之所为作也。参军易传为录,不以史自居,尔其实则史。浑其所蓄曰德,赫其所建曰功,华其所命曰爵,三者全大书之,偏特书之。太上上德,其次上功,又其次上爵。故不得已,宁遗爵毋遗功,宁遗功毋遗德。史法则然,录之书功书爵,一字不贷,史法也。所未喻者,容有遗德耳。襄阳之传庞德公所谓以德书者,十室之邑有如孔子,南浦千室之邑也,孰谓无如庞德公,或者参军重于推择故耶。德公初书于《耆旧传》,卒书于列传,所书未必不自《耆旧传》出。故野史者,国史之储也。书显者略,书隐者详。法当如是。卿大夫有功,若爵杨文公辈是也,国史具书之,兹不厌略。乡先生有隐德谓谁,国史未及书,所望者野史书之,兹不厌详。卷而归,参军更裁之。详者宁惮损,略者勿惮增焉。[48]

   野史对移风易俗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在刘攽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自我胜冠带,日闻乡党议。

   意嫌风俗衰,长老俱喻利。

   缅怀千岁士,未谓今昔替。

   果哉曹大夫,高度跨一世。

   人皆竞锥刀,趋走候形势。

   强能弋公侯,弱或丏奴婢。

   而公独长往,亦岂恶富贵。

   顾当拯颓波,且以伸吾义。

   昔在天圣中,太后犹称制。

   桓桓谏议公,正色风宪地。

   王室依老臣,萧墙屏奸计。

   一麾竟谪守,褒赠身后事。

   至今诵遗烈,每雪义士涕。

   天伦见霜标,粲粲真难弟。

   大雅贵老成,《春秋》有凡例。

   吾将编野史,著述二公志。

   直清先伯夷,退静后季次。

   愿为得者规,不使达者愧。[49]

   与其相反,也有人极端地认为野史是败坏人心的罪魁祸首。他们声称,“如以风俗人心为先务,稗官野史必絶其书,淫词艳曲必革其俗。”[50]不光要禁野史,而且要焚野史。“野史芜秽之谈,如《水许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51]

   但总体而言,明清的主流看法趋于相对理性平和。代表人物是王世贞。王通过将国史、家史和野史三者进行比较,对野史的优劣作了系统分析,从而标志着古代史家对野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着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剪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已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讃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王世贞最后表示,

   夫家乘是而疑誉者,吾弗敢擿也;野史非而疑毁者,吾弗敢救也。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其拂而核者,吾始从阳秋焉。鄙人之途听而诞者也,纎人之修郄而诬者也,则弗敢避矣。[52]

   世所传《孤树褒谈》,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宁公也,大要录诸野史系以庙代。又有《今献汇言》、《皇明典故》与《褒谈》相出入,诸不入录者甚伙。余时时从人间抄得之,因集为书,凡一百卷,曰《明野史汇》。何汇乎?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诸野,其非君子之得已哉。……其为?均然,而其所繇弊异也。舛诞者无我,诬者有我。无我者使人创闻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轻入而难格。于乎录之枝也,而弗芟也,是宁非余之罪乎?[53]

   始江阴尝刻《皇明名臣琬琰录》,起洪武至成化,诸名公大夫志铭传状备焉,其称名縁宋旧也,成化后不复传,又于时亦多挂漏者,予乃与杨祠部豫孙益搜之,其后予宦㳺所得为最多,以至武弁中珰之贵重者,与布衣之贤者亦与焉,为人以千计,巻亦过百,予少则已,慕称先名公大夫之业,顾不得探石室窥国家之蔵,其流之人间者,间一二寓目焉,而未敢冯也。夫《琬琰》家史也。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䛕而善溢真,然其纉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54]

  

   三

  

   随着人们对野史理解的深化和扩展,正史与野史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苏辙认为《史记》采用了不少先秦野史。太史公“为人浅近而不学,疎略而轻信。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辨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一时之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55]这是批评司马迁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先秦的残余野史。这表明人们承认野史对于正史的特殊价值。正史未必正当,野史未必业余。林駉在分析《史记》记载失误的原因时也引述了苏辙这个观点。“史迁当经籍既灰之日,野史杂出之后,故闻见寡陋,纪录勐裕?蚱溆形笠补桃恕!盵56]

   而且人们在评论欧阳修的史书特点时,也有意识地凸显了正史与野史的内在关联。

   其为《唐书》,则天子诏史官与宋庠辈,共为分局视草,故仅得其志论十余首。而《五代史》则出于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纪及诸名臣战功处,往往点次如画,风神粲然,惜也。五代兵戈之世,文字崩缺,公于其时,特本野史与势家巨室家乘所传者而为之耳。假令如太史公所本《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又如班掾所得刘向《东观汉书》及《西京杂记》等书为之,本扬㩁古今诠次当。[57]

   马端临也肯定地说,“按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葢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闗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58]明人说得更加肯定。“今革除几二百年其事,已不无散逸失,今再不搜辑,将散逸愈多,可令熙朝无完史耶?臣仰窥圣衷,必灼知典谟之不当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并存于世者。此时纵无改于革除之旧,而亿万世之后,能保其不从野史中搜遗事乎?”[59]

   人们普遍认为,“按纪事者,记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记时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学士遇有见闻,随手纪录以备史官之采择,以禆史籍之遗亡,故以纪事括之。呜呼,史失而求诸野,其不以此也哉?”[60]朱彝尊强调说,“世之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录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61]

   与此同时,严厉指责野史不实者亦大有人在。比如,洪迈对野史评价极低。他举了真宗朝的三个例子,以此证明,“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縁餙,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62]李大性《典故辩疑》一书的自序则声称,

   缨绅相属,占毕益繁,私史荐兴,说令蠭午,朱紫苗莠混为一区,熙朝盛羙,未免䝉翳。请略举数端言之。如梅尧臣《碧云騢》非尧臣所撰,孔平仲《杂录》非平仲所述,《建隆遗事》以王禹偁名而实非禹偁,《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以张师正名而实非师正,《涑水记闻》虽出于司马光而多所増益,《谈丛》虽出于陈师道而多所误盭,以至王安石《日录》、蔡绦《国史后补》又皆不足以取信。儒者俱尝言之,而未之详辩也。……私史蹖驳,或为正史之蠹,辄撷其事而正之。……独取熙朝羙事,及名卿才大夫之卓卓可称,而其事为野史语录所翳者,辩而明之,参其岁月,质其名氏爵位而考证焉。其或传闻异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辨。[63]

   宋左司谏江公望上奏曰,

   臣恭以神宗皇帝史书,经元佑、绍圣修纂,史臣议论各有所挟。类多偏系,不唯不足以传信后世。今日史官寔难措辞,若折以绍圣之书,则元佑修纂之臣法,固不容匿藁臣妄意。其家各有追记,所以之文,后世其书必别行,议陛下者必曰,“神考乃陛下之父,岂有子不为父作好书?”必不信史而信别行之书也,盛德大业反遭掩昧而不明,当是时谁为分辩?今日所当痛思也。或者之论,欲重为恩赏以出私挟之书,并二书焚之别行,修纂如是,则野史复兴矣。[64]

   说“野史不可尽信”同说“正史不可尽信”一样,都是正确的废话。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热衷于谈论“野史不可尽信”这种话题。原因可能是,野史数量在明清时期越来越多,人们接触到的各种野史也越来越多,这使得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辨析和判断野史的真实价值,由此造成野史的可信度明显提升,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甚至有超乎国史或正史之上的趋势。这使得一些文人时不时地滋生出反驳的冲动。杨慎就说,

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㪚失,捃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诬颜杲卿上禄山降表,而郭子仪陆贽之贤皆加诬焉。宋代尤多如诬,赵清献娶倡,司马温公范文正公奔竞,识者已辩之。至于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如两朝国史贬寇准而褒丁谓,盖蒲宗孟之笔也。蔡京及卞又诬司马而谤宣仁太后,非杨中立与范冲,孰为正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baifuwe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56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