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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更新时间:2017-12-30 16:33:45
作者: 陈周旺  

   以“整全性”为导向的政治学,注重多学科训练,形成整全知识结构。由于中国政治学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课程体系,当时对未来政治学研究者的培养,无论志在实证抑或思想史者,均着眼于所谓“全面培养”,希望他们能够精研政治学经典的同时,掌握整全的社会科学知识。在课程设计上,是经典研读与系统知识灌输并重的模式。彼时的政治学专业学生,基本上都是从政治思想史开始,逐渐学习历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行政学、社会调查方法、人类学的导论性知识,博采众长,尽管对各个学科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但基本上可以做到面面俱到,无明显专业隔阂。例如,设若学生攻读政府财政课程,就会被要求掌握财政学完整的理  论体系,而不是仅仅掌握某一两种分析工具,或是针对一两个案例形成分析能力。

   这种学术训练,通常是以文本阅读以及导论性知识灌输为主,故易于给人重空洞理论、轻经验实证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彼时中国政治学讲求“研”“习”结合,在研究上主张要“用事实说话”,也就是无论是致力于思想史研究,还是现实政治研究,均须将论证建立在对材料的严格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 学习则是锻造理论框架,淬炼问题意识的过程,是为研究打基础。彼时政治学学者被要求用经验事实参照理论,通过寻找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整全性知识体系下训练出来的学者,通常都是问题先行,而不会理论先行。同样面对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老”政治学考虑的,是中国的现实和理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差异,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  “新”政治学则更多去考虑中国有哪些现实可以来比附这种研究方法。概言之,“老”政治学更多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新”政治学更多是从抽象到具体。

   受整全性知识训练的影响,当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或者其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诉诸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和把握的,运用起来也不至于南辕北辙。这就很容易将中国的政治学推向宏观政治分析的方向。

   这种宏观的政治分析,注重整体性、战略性和框架性的分析。它不是有意为之,似乎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向何处走,提供政治学视角的政策建议。其实不然。彼时中国政治学者虽不乏雄心抱负,却清醒意识到学科的稚嫩并不足以对现实政治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退而结网”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共识。宏观政治分析的形成,其实是整全性知识体系训练下投身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应有之义。回顾当时的政治学,主要还是围绕“国家 - 社会”关系,从宏观的视野去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方向,提供战略性的思考,既形成了一些“主义”的争论,也产生了一些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有影响的概念与理论,比如国家自主性、合法性和制度创新,等等。

   在此不得不提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 的“结构-功能主义”,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结构-功能主义”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结合了功能主义的经验分析和宏观的系统论,既有宏观分析的简约,又具有实证研究的取向,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政治学者的口味和志趣。更重要的是,由复旦大学曹沛霖主持译介的阿氏“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作《比较政治学》,晓畅易懂,便于掌握。“结构-功能主义”没有设下特别难以逾越的学术门槛,同时它又非常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与功能的不匹配,有制度框架而无法发挥实际功能。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甫一引进,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堪称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启蒙之作。

   在这一理论影响下,一些特定的术语,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常用语,比如“结构”“系统”“资  源”“发展”“功能”,等等。中国政治学者运用这些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概念,去审视中国政治  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成果,提出他们的建议,也形成了那个时代特定的“问题意识”。

   新一代接受国外研究方法训练的政治学者,不满足于对政治现象的宏观分析,希望用更加数量化、标准化、模型化的研究取而代之,从而构成了对“老”政治学的挑战。

   然而,新生代的政治学者与“老”政治学的鸿沟,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可逾越,毕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早期接受的训练,都是来自于“老”政治学。但也许正是对整全性知识灌输的不满,促成了他们的反叛。

   与整全性知识的教育相比,专门性知识对基础性文献的要求也同样高,甚至更高。所不同的是,阅读基础性文献,对于专门性知识是“学习”,而不是“研究”本身,以掌握本学科最基本知识,以及通过业师传授,明确自身在既有学术系谱中可能所处位置,作为主要目的。与之对照,分析工具的掌握,与“研究”是直接相关的,不仅要求学,还要求学以致用。学生当然会花更多的精力在分析工具的琢磨上,而将文献的研习作为一种应付课程和应付评审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论文评审,对文献阅读的要求之高,都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促使研究者不得不选择专门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理由。一方面,当知识走向专门化,该研究领域最新文献更新的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者可以及时掌握; 另一方面,在专门性知识体系下文献脉络相对比较清晰,无需研究者重复检索文献,研究者只要充当“导论党”,对每一份新文献的基本观点加以了解即可,不必精读。更有甚者,每个细分的专门领域各有一两套权威的“资料书”( sourcebook) ,逐年修订,更是学生和研究者手中至宝,可以节省很多翻阅文献的精力。

   在这种训练下,鲜有学生直接通过文献的精微阅读来产生出问题意识,研究更仰赖于分析工具。学生宁可将重心投入在研究方法的修习上。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否“训练有素”,不是以掌握的知识量来衡量,而是直接取决于研究工具的先进与否。专门性知识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程序化的流水线作业: 检索文献,发现不足,提出假说,统计验证,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发展,是以卷入全球化知识体系为前提的,国外成熟的学科体系与话语霸权、知识世界的再殖民化过程,对致力于自主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在此情势下,专门性知识与整全性知识的共存与冲撞是不可避免的,两者既交叉重叠、又互相砥砺的交锋,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学科重塑的走向。

  

三、寻求共识: 中国经验

  

   平心而论,“老”政治学与“新”政治学仅就解释力而言并无高下之分,应该说是各有长短, 亦各有侧重。但就知识体系的扩张能力而言,“老”政治学则处于下风。

   在解释上,“老”政治学仰赖对理论的精研,以及对于概念的充分诠释。概念使用的好坏, 取决于概念本身的解释力和内涵的丰富性。诸如“系统”“资源”“功能”这样的概念, 已经被“老”政治学发挥到了极致,其外延也不断被拓展。“老”政治学关怀的是中国经验,因此概念的运用不能脱离中国政治的实际,不能过于深奥晦涩,导致知识上画地为牢。各种舶来的概念,经过整全性知识的改造,均具有了“中国语境”下的新意涵,比如“治理”“协商民主”等等。“新”政治学对于概念的厚爱,较之“老”政治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遵从专门性原则的论文, 总是炮制出各种晦涩、不明所以的概念,写作风格也倾向于生涩,通顺流畅并非其追求。这样的论文通常以卒读,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封闭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专业学术圈子中。

   “老”政治学经常要对政治现实发声,但通常都不要求高度专业,也不够精细,而只能做整全性、指导性的宏观解读,有时难免不接地气。然而,相对于在文献中爬梳的老派学者,那些将研究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上的新锐学者,与政治社会现实的脱节尤甚。尽管科学化、标准化程度更高,但新锐学者的精致的研究往往无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对于政治这么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过于专门化的解读总难免导致知其一,不知其二;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学术产品已经出自流水线的程式化生产,生产效率自然更高,同时也就可以罔顾现实生活的羁绊了。

   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而言,“老”政治学在知识训练中,更强调研究者个体素质的匹配, 对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涵养”要求更高。涵泳于学术思考,是研究者基本生活方式。在整全性知识体系下,由于个体差异大,学科没有标准,研究水平难以判别高下。对个体的依赖也导致学科体系欠缺稳定性,包括学术的传承也缺乏可持续机制,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人才断层。但是,“老”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旦建立和巩固起来,就很难被后来者轻松超越,因为学科的累积速度非常慢,赶超者永远在赶超。在这种情况下,领先者的衰落,通常都是人才断层导致“自我崩溃”而不是被赶超的结果。

   相较而言,专门性知识的学科体系,稳定性大大提高。一是学科建设不再过度依赖于不确定的个体素质,研究者只要掌握分析工具,无论贤愚,皆可成为可造之才。二是产出比较稳定,相应的训练一定会有相应的成效,生产周期也大大缩短,年轻学者比较容易通过专业化的训练脱颖出,人才不易断层,这恐怕是“新”政治学最明显的优势。专门性知识体系也有它的金字塔,所不同的是在这个金字塔中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由于新生代学者的成长比较快,因此在金字塔中会不断淘汰位于顶端、知识结构趋于老化的学者,形成一种“塌方式”的重建。

   专门性知识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对于知识人的理解。吊诡的是,在此知识体系中,知识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人并无二致,知识生产机制也雷同于商品生产机制,知识人的自我标识被敉平。但是越如此,学者们就越是要建立起专业门槛,透过一整套晦涩的学术话语、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工具来将外部人拒之门外,愈发趋于封闭。相反,整全性知识体系的边界要模糊得多,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任何人只要通过广泛、大量的阅读,均有可能跻身于知识体系之内,或者对相关知识发表见解。这也是在知识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网络化时代,老派学者越来越没有招架之功的原因。

   目前,两种知识体系共存于尚未臻于成熟的中国政治学,并且在日趋残酷的学术市场上开始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广泛出现在书籍出版、论文发表、社会影响、学生认同等各个层面。就学术发表而言,“新”“老”政治学存在明显的区隔,一方主攻国外学术期刊,一方主攻国内学术期刊,这种隔离机制让双方都有喘息之机,但是不相往来却形成了一种略显畸形的学术“冷战”生态; 短兵相接的竞争,发生在对学生群体认同的话语权争夺上,“老”政治学因其整全性知识体系的特点,不能为学生提供稳定的成就预期,对学生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学生更迷恋那种能迅速提升其学术资本的路径。当老派学者还能保留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补偿机制的条件下,这种冲突还不会特别激烈,一旦老派学者无法从社会上获得更多资源,两种知识体系的交锋就会陷入白热化,两极分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发生。

避免这一消极后果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老”政治学的“重叠共识”, 而这一共识唯有存在于两者交锋最激烈的地带,那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读。在中国经验面前,“新”“老”政治学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数据资料碎片化的缺陷。研究者经常会被质疑: 一是中国的政治事实能不能被统计数据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是学者所掌握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可靠? 三是通过统计分析呈现出来的相关性分析, 是不是中国政治的真问题? “新”政治学对这些质疑大多无视,或许是出于对普遍化知识、模型、分析工具的迷信。一些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对于中国问题哪怕是一无所知,也相信他们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样的信念如果发生在中国研究者身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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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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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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