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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升:辛亥革命与其挫折

更新时间:2006-08-18 08:23:10
作者: 丸山升  

  

  归国后的鲁迅起先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担当生理学与化学课程,并兼任日语口译。这是由于当时聘请了很多日本教师,因此需要口译。夏丏尊(后为暨南大学教授,翻译家、散文家,知名的佛教研究家)负责教育学方面的口译,而生物学方面则由鲁迅担任。

  生理学课上,鲁迅应学生的希望讲授生殖系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周围投以惊异的眼光,而鲁迅泰然自若,只是向学生提出一个条件:讲授过程中绝对不许笑。他对同僚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

  原先的校长沈钧儒被选为谘议局(清末在各省设置的一种类似议会的下意上达机构)的副议长调职之后,继任的校长夏震武是一位古板的道学家,强逼教员礼拜孔子,滥施权威。对此,鲁迅和许寿裳、夏丏尊等人总辞职,反而使校长陷入辞职的境地。迫使校长辞职后,虽然鲁迅好像又复了职,但结果还是于第二年即1910年夏,辞去杭州的教职,回到绍兴担任绍兴中学堂的教员兼教务长。

  鲁迅的《著者自叙传略》写道,他进而在第二年辞去绍兴的工作,想在一家书店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辛亥革命也就发生。然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将鲁迅想当书店编译员的时期记述为介于辛亥革命后担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进而辞职之后与去南京的教育部赴职之间。

  《鲁迅的故家》是一本极尽详细的书,但若细心调查还是会不时发现其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周作人在过了数年所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也有被视为订正《鲁迅的故家》的记载的部分,可是也不一定能够全信。这种情况下,因为《朝花夕拾》的《范爱农》中的记述也是辞去师范校长后马上进教育部,因此我想还是相信鲁迅自己的记述,认为周作人记忆有误比较合适。不过,如同我曾多次提到的,《朝花夕拾》大半是虚构,其他文章也由于写作当时的心境而有较多的润色或被简单化了,很难断定其真实性。当然,鲁迅何时想当书店编译员这件事本身搁在其中任一阶段都没有太大关系,我只是想作为例子提一句:即便《著者自叙传略》与《鲁迅的故家》这种核心的传记资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归国之后到辛亥革命的大约两年间,是目前鲁迅传记中资料最少的时期之一。竹内好氏曾经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以前的六年北京生活视为“他一生中最不为人了解的阶段”(《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不过有关这一时期,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的第四部分《补树屋旧事》中有所涉及,而且1912年以降的日记也出版了,因此已经可以有相当的了解。这样一来,这两年的空白就格外显得惹眼。片断式地提及这段时期的资料中,如以上例子所见,时常相互矛盾,难以辨清事实。最主要的是,即使知道了部分事实,但欠缺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的一条线,鲁迅当时的思想与感情,总是残留着暧昧不清的地方。

  比如,他写道归国后一到上海,最先就买假辫子。当时在上海有一位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回国的留学生好像一般都找他买。稍微再引用一下《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中有关辫子的部分:

  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

  ……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照例是寄寓曲折的文章,特别是由于写于晚年,这篇文章传达了多少当时的心境,很是疑问;而且,作为事实写下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也有疑问。即便不管这些,也不清楚他出于什么想法买的假发,在路上被骂被嘲笑没有辫子时是什么感觉、怎么想的,反对学生剪辫时又是何种心境?关于辫子,鲁迅写了《头发的故事》(1920年),《风波》(1920年)也涉及到,可以说在这些文本中辫子被赋予了象征辛亥革命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倘若不进一步解明这个问题,就会留下依然无法弄清当时他心境的明暗与郁闷的细微之处的焦虑。换言之,这是与鲁迅如何接受文学运动的失败及回国,此后有没有受到打击,如果受到打击,那是怎样的打击这些疑问相关的问题。

  针对同一时期鲁迅在遭遇祖母之死时的态度,也是同样的问题。鲁迅从杭州回绍兴前不久,1910年5月,祖母蒋氏去世。这位祖母是祖父介孚公的后妻,虽然与鲁迅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是鲁迅他们在孩提时代敬慕的叔母的生母。众所周知,《孤独者》(1925年)所描写的主人公魏连殳祖母的葬礼的场面,据说融入了鲁迅自身这个时期的体验。也就是,连殳的祖母死后,亲戚和闲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因为这个“承重孙”是“新党”,预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结果,商定了三个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不久连殳回来了,他听完条件后,周围的人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他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入殓的时候连殳给死者穿衣服,那穿衣也穿得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无可挑剔。整个葬礼,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之时,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关于这一节,周作人说以前从母亲鲁老太太那里听到过,是事实。虽然周作人没有限定哪些部分是事实,但我想连殳哭着然后长嚎的部分,还是看成创作上的虚构比较好。事实部分应该是鲁迅照旧礼俗默默地完满主持了祖母的葬礼吧。《孤独者》的主题是,一位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的理想失败后的挫折感,通过使自己沉入周围的旧习与愚劣的人际关系以毁灭自我,由此反过来拒绝同包围自己的世界的关系,使自己作为“孤独者”得以完成;而葬礼的插曲,就是这一总的主题的鲜明伏线。在这里,问题是在一族人好奇目光的注视之下并受到七嘴八舌的指点,但依然出色操办完祖母丧事的鲁迅是何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否与魏连殳有相通之处?

  刚才引用了增田涉氏的辛亥革命前鲁迅为了组织“绿林”和他们来往的记述。那时我写道,从事情的性质考虑,从事这一活动的时间只能是这一时期。若是这样的话,认为被命令当刺客等事也在同一时期,应是最为自然的想法。而且,这一时期,鲁迅好像与反清文学社团“南社”也有关系。

  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在《新生》创办失败后“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始于文学运动没有任何反响的“寂寞”,直接与辛亥革命之后到文学革命这段时期相连,将回国后到文学革命之间的整段时期全都涂成灰色;如果基于这种理解来看待这一时期的鲁迅,阻挠学生剪辫和祖母葬礼上的表现都可以作为失意的鲁迅像再好不过的材料。但是,我对此难以信服。我想将鲁迅意识到失败、自觉到“寂寞”的时间稍微往后推迟到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的败北、袁世凯的帝制及张勋复辟时期。

  说起民元(1912年——笔者注)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两地书》,第八信,1925年)

  虽然作为书信的《两地书》比起《〈呐喊〉自序》等较为直率,但特别是由于对方是自己的青年学生,我们不能忽视其在不同意义上有简单化之嫌;即便如此,说鲁迅在民国元年抱有希望,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吧。最重要的是,如下面将论及的,鲁迅从辛亥革命到那之后不久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立志投身的文学运动几乎毫无反响、不得不中止学业回国,这虽然的确给鲁迅的内心带来一定的伤害,但恐怕那还止于阴影。在上海戴假辫子,在当时不如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习惯。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同样可看到,鲁迅1903年暑假短期回国时,到即将回日本前好像也都一直戴着假发。此外,绍兴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辛亥革命后与鲁迅一起创办《越铎日报》的金如鉴在《回忆鲁迅先生》(《文艺月报》1956年10月)中写道:绍兴中学堂的校长是在日本经常去鲁迅租的房子造访的陈濬,他与徐锡麟事件也有关联,这位校长也一直都戴着假发。绍兴中学堂的学生胡愈之也对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

  那时绍兴府中学堂的校长陈先生和学监周豫才先生,都是日本留学生,学生们都知道他们两人是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过关系,虽然逢着圣诞日,他们都戴上假辫子,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但学生们都明白他们是革命党,是不得已而为此,因此对他们起了敬意。(《在绍兴中学堂》,据王士菁《鲁迅传》转引)

  知识青年离开家或农村等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到都市游学,特别是到外国留学,这意味着脱离前近代社会,大致进入“现代”社会。就日本而言,大学毕业的学生面前,有打着“富国强兵”的口号努力指导国民的官界、为赶上发达国家而一心致力于资本主义化的产业界,还有勤奋地忠实引进欧洲学术体系的学界。而且,文坛、论坛也大体形成了。也就是说,虽然都还处于“大致”的阶段,但总归可能在异于自己的家与故乡的“现代”社会继续新的生活。这对于日本的知识青年来说,至少意味着能够在观念世界中成为现代人,并立即把观念转化成实际的生活原理。因此,他们把复归、接受古老的习惯、成规,直接与观念、精神层面的挫折、转向相联结。

  我想,在日本有一种较强的倾向,即把一个人经历、事迹的细微起伏都与他精神上的发展、变化对应起来思考,而且这种倾向一直还都具有相当的妥当性,其原因与上述情形不无关系。

  然而,至少在当时的中国并非如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作为阶层形成,是在“五四”之后。大部分知识青年,不管是当官抑或教书,他们生活的地方大多是故乡。他们回到故乡后,不得不再次被收编入由旧习和成规支配的社会。对中国的知识青年来说,从一开始,将他们知道的观念照原样当作自己生活原理的道路就是走不通的。中国与日本的这一差异,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精神史时必须充分留意的。

  我以为,在日本已经把辫子剪掉,然而到上海却又买假发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或许很自然地觉得那在某种意义上与精神的挫折相联系,可是放到鲁迅身上,却并非一定如此。

  确实这一时期鲁迅的心中,写作《摩罗诗力说》等时没有的阴影在不断增大,而且无疑这与不久“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一处相关联;但是,对当时的鲁迅来说,恐怕尚且有着足以消除这一阴影的对于革命的期待。正因如此,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就一下子自觉到那之前的一切经验都是失败,引发了“寂寞”。

  这不单是对鲁迅的“寂寞”何时开始这一看似琐碎事情的查证,我借此想探寻的是与他的所谓绝望、寂寞的性质相关的问题。确实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鲁迅原本就处于政治的场中,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都处于政治的场中,“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

  我的出发点就在于通过探寻这一独特的贯穿方式,究明鲁迅乃至中国的现代思想、文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

  恐怕鲁迅一边作为热心认真的教师从事科学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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