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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玮:社会重建的动力学:G.H.米德社会思想中的改革之维

更新时间:2017-12-28 02:13:09
作者: 赵立玮  
例如“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民国时期的中国。在美国历史发展脉络中,“社会重建”更是具有其独特的意涵和重要性,甚至可以说一直是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尤其是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诸多危机,都与此问题密切相关。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期就提出过“社会重建”的口号,不过他主要指的是想要与过去做一个清晰的分割,然后让国家开始步入一条崭新的道路。[22]不过,美国的社会重建问题任重道远,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内战后南方的所谓“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的错综复杂性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难度。在广泛的意义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可以说始终处于“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因此之故,美国社会的研究者们总会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23]

   进步主义时代作为一个改革时代,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革者们不仅要承受过去遗留下来的、甚至会进一步加剧的问题,譬如黑人问题(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而且要面对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新问题,如劳资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有论者认为这个时期需要解决的社会重建问题包括:让政府进入市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扩大经济机会的范围;教育民主化;将公众转变为社会控制的能动者。[24]作为进步主义时代、尤其是“芝加哥实用主义者”中的重要成员,[25]米德对社会重建的过程、手段、目的诸方面有颇多论述,这些论述总体上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取向的,涉及米德对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重要问题的思考。

   1.米德认为“社会重建”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这种过程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换言之,社会重建没有设定的理想目标或终极目标。这体现了实用主义的过程论或过程哲学。他在早期一篇论及社会改革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提出一种关于最终将要达到之条件的详细陈述。我们所拥有的是在应用中的某种方法和控制,而非一种努力实现的理想”;认为“一切以一种关于未来必定(达到)的世界的观念来指导行动的尝试,不仅是一种失败,而且是有害的”。[26]这种过程论,或者说一种流动的和形成中的世界观构成了米德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点,贯穿于他对自我、社会、心灵、时间等诸多领域的论述中。

   2.米德特别强调“明智的社会重建”(intelligent social reconstruction),或者说科学方法指导的社会重建。在他看来,社会改革就是“将智识/智力(intelligence)应用到对社会条件的控制中”。[27]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米德极为重视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并在这个方面多有论述。米德在芝加哥大学长期开设关于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课程,[28]其中对于西方科学的观念及发展多有涉及,尤其重视现代科学对于西方现代世界的形成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意义。在其思想史论著《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中,这种科学观有充分体现。米德认为现代科学是“研究科学”(research science):“研究科学研究的是一些问题。它并没有力图在任何一个具体领域中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给出一个系统的说明”。这种科学对应的就是其流动的世界观:“科学变得实际上是流动性的,而不是对世界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教条式结构。它成了一种方法,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它来行动”。[29]另一方面,现代科学虽然成为一种方法,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problem-solving activity),但它和人的行动、人类的道德和价值问题却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它不仅可以有效指导人的行动、而且可以有效解决道德和价值问题,亦即可以有效地运用于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之中,因为“社会理论的问题一定是(科学)研究问题”。米德在“科学方法与道德科学”这篇重要文章中对此有详细和深入论述。和M.韦伯一样,米德也认为科学并不能确定善恶问题,但是,一旦我们始终如一地运用科学方法,当面对“相互冲突的目的、制度以及它们那些迄今不可侵犯的价值观”时,科学方法就会要求对涉及的各方进行调节并因此进行重新表述和重建,这样“明智的行动”才有可能。和M.韦伯不一样的是,在面对现代社会中的“诸神之争”问题时,米德并没有前者抱持的那种悲观主义以及采取个人决断的应对方式,而是坚持一种更加讲求实际和协调、充分和公正考虑各方诉求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他认为科学方法就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公正智识(impartial intelligence)的形式”。[30]

   3.米德认为社会重建与社会主义问题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譬如所谓的“桑巴特命题”。[31]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美国有没有社会主义,而在于对美国的社会主义的自身特征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当美国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导致的问题(如劳资问题)时,自然也会面临社会主义的选择或在很多人眼中的威胁。从镀金时代到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曾先后出现过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如基督教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时代的许多改革也曾被指责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米德很早就关注到社会主义问题,比如前文曾提及的他在德国求学时一度被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吸引,但后来随着他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框架慢慢确定后,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应该说,米德对社会主义问题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例如在《十九世纪思想运动》中,关于“工业革命”、“功利主义”以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三章先后排列,而且后两章共有一个主标题:“社会的复兴”。这说明米德明确认识到现代“社会”概念与“社会主义”的产生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而且在讨论马克思的思想时,能够紧紧把握英国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这两个关键脉络。不过,基于实用主义立场,他显然不赞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亦即他所谓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反,他比较赞同“费边式社会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演化的社会主义”。米德也指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的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出现的变化(比如从所谓的“规划”到“机会主义”的转变),以及不适合美国社会等问题。[32]米德的这些观点,在其早期发表的关于法国心理学家勒邦(Gustave Le Bon)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心理学》的书评中已有体现。勒邦将“拉丁社会”的社会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个体主义相对张,认为拉丁社会因自身的特性而成为社会主义产生的“天然土壤”。米德虽然对勒邦的有些机械的划分持批评立场,但书中关于“规划社会主义”(program-socialism)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opportunist socialism)的划分还是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3]后来在“一战”期间撰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中,从国际主义以及以战争手段解决冲突等方面再次对社会主义的方案进行了批评。[34]和大多数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一样,米德并不赞同以暴力和革命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或重建新秩序。针对法国大革命,米德曾经阐述过一种“将革命原则纳入制度之中”的观点:“当你确立了一部宪法,而且其中的某个条款还可以改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把革命过程容纳到社会秩序之中了。”[35]这种“革命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of revolution)观点,[36]体现的是米德奉行的基于宪政的和平、民主变革,亦即一种渐进的社会改革或重建。

   4.米德关于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的论述,其实质在于其民主性,亦即一种社会民主意义上的重建过程。不论是流动性的世界观或过程哲学,还是坚持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改革过程的“明智的社会重建”论,以及反对通过暴力和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制度化”观念,在实用主义的思想框架里,最终都要落实到民主问题上。作为美国本土思想,实用主义最基本的信条之一就是民主,换言之,实用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民主哲学。进步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改革虽然不乏激进乃至社会主义色彩,但基本上都可谓民主改革。米德在芝加哥数十年积极参与的各种社会改革,最能体现出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民主特征。有论者指出,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们都是“新型的民主主义者”,是“渴望将其民主制度社会化的男男女女”,为了“一种更加平衡、更加平等,甚至是更加公平的人类自由制度”而努力。[37]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其自我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民主理论。

  

三、社会与自我的动力学

  

   米德在社会理论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关于社会与自我的颇具原创性的论述,这种论述实际上也构成了米德思想的核心,是能够将米德思想体系诸维度连接起来的关键点。不过,囿于米德的著述情况,其中的丰富内容只能散见于他的已刊未刊文稿、讲义笔记等等之中,所以需要后来者的诠释和建构。下面仅就本文论题略作展开。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理论,米德关于社会与自我的论述体现了十分明显的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视角。米德晚期在宇宙论方面用力颇多,诸如“视角”(perspective)、演化和突生(emergence)、“社会性”(sociality)等概念和时间理论的阐发,[38]无疑拓展和深化了米德的思想体系,也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解释力: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命的出现到人类的诞生,从无意识到意识,从姿态(gesture)到语言的产生,从心灵(mind)的出现到自我的产生,等等。对于社会和自我的演进过程,米德分别采用了“种系发生学”(phylogenesis)和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s)的解释进路。在种系发生学的意义上,“社会”可以视为一种“自然实体”,其演进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这种进程并不会通过设定“遥远的目标”而加速,而是通过社会自身与其环境的即时调适来推进,米德认为这是社会推进的唯一途径;而每一次的调适,环境改变了,社会及其构成个体也会发生同样改变。[39]这种通过解决问题和困难而推动的渐进变革,正是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个体发生学来看,自我的产生不仅要以社会演进过程中突生的“心灵”为前提,而且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主要探讨的问题。

   社会与自我的演进过程,或者说意识在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相互指涉的。米德指出:“倘若没有心灵与自我,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社会便不可能存在,因为它的所有典型特征都以其个体成员拥有心灵与自我为前提;但是,倘若心灵与自我没有在人类社会过程中的较低阶段中产生或突现出来的话,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便不会拥有心灵与自我。”[40]因此,在社会与自我关系问题上,米德所持的是社会优先于自我的立场,而且始终强调心灵与自我都是在“社会性”或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米德在讲到古代与现代的世界观时,认为“现代文化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世界观”,而“古代文化的世界观本质上是静止的世界观”。[41]类似的比较在米德著述中并不少见。这也说明,本文论及的社会改革与社会重建论题,实际上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米德所谓的“社会重建”与“自我重建”之间相互指涉的互惠关系:

   我们在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秩序中作的变革必然也包括在我们自身作的变革……社会重建与自我或人格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内在的和有机的;任何有组织的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进行的社会重建必然要求每个个体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或人格重建,反之亦然……简言之,社会重建和自我或人格重建是一个过程——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类社会进步包括人类个体对他们从社会得出的自我意识机制的使用,既包括实施这种进步的社会变革,亦包括发展其个体自我或人格,从而使之与社会重建齐步前进。[42]

自我重建与社会重建一方面具有自身发展的动力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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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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