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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哲学没有也不需要范式

更新时间:2017-12-27 21:56:16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哲学也就形成不了共同体。或者说,哲学也就无法将“哲学从业者群体”变为“哲学共同体”。其实,国内哲学界有关哲学有这种或那种范式,以及有这种或那种范式的转型或革命的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说法,也恰好等于从反面证明了哲学根本就没有不论国别、学派的范式。

  

   崔伟奇先生不会同意我的上述结论。他是国内迄今仅有的两个论证哲学有范式的学者之一,他的立论是:

  

   “哲学理论是在相互对话、争鸣中发展起来的。假如没有基本相近或相同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任何对话都将无法完成。而哲学对话的这种现实基础,正是我们确立哲学范式的基本依据。具体说来,哲学范式的具体现实性就表现在每一种哲学范式均内在地包涵着特定的核心范畴,通过此范畴,展开其中的哲学矛盾,体现其认知方式和价值选择。……也就是说,在每一种范式中,对于恒常的哲学问题的探究,都是围绕着核心范畴来展开的。在特定的范式中,哲学家们围绕着哲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不管多么激烈,但对于其所使用的核心范畴,往往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当核心范畴出现危机,并为新的核心范畴所代替时,一个哲学范式就将丧失其具体现实性,而为其它范式所代替。[9]

  

   在崔伟奇的论证中,他之所以将“核心范畴”当作“哲学范式的具体现实性”,是因为他此前已把范式的多种构成仅归结为范例。

  

   然而这样的立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首先要指出,把构成范式的那些“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大大缩小为只剩下“核心范畴”是完全不合库恩范式概念的本义的。库恩的范式虽有多种成分,并有时说法不一,但他却从未提到共同的“核心范畴”是范式的构成之一。尽管库恩本人后来的确是把“范例”说成范式的第二种更深层的意义,属于“学科基质”之一,但这也绝不意味着范例就仅仅是一个“共同的核心范畴”。在库恩那里,“范例,亦即共同体的典型事例”。[10]“指的是学生们在他们的科学教育一开始就遇到的具体问题及其解”,[11]比如物理学有关“斜面”的问题和它的解,因而范例就是指用基本理论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一个典型示范,它可以为人们解决其他相似疑难问题提供启发与思路,这种意思显然与共同使用一个核心范畴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时亦可知,这样的东西即便在哲学中存在,也绝不会是所有哲学研究者所“共有的”,因为哲学连共同的基本理论都没有,又如何会有用不同基本理论对同一“典型事例”给出的同样的解?

  

   更为重要的是,倘若只要有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并且他们是在使用同一个概念或“核心范畴”来就此展开对话讨论,就能证明范式的存在。那么,就再不会有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与“范式时期”之分。因为在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就已经有各种理论或各个学派在用共同的概念或核心范畴进行对话、讨论与竞争了。可这种情况在崔伟奇这里却变成了“有范式”或“是范式时期”的证明。这样一来,库恩的“前范式时期”就不存在了,库恩有关“科学有一个从前范式时期到后范式时期的转变”的说法也不成立了。[12]于是范式成了一个一开始就与理论相伴而生的东西,于是库恩的范式概念也就或是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或是发生了质变,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所指。

  

   国内哲学界另一个论述哲学有范式的是欧阳康先生。不过由于他认为哲学范式不同于科学范式,不是专属于学科共同体而是专属于个人的,“就是哲学工作者的认知定式和思维模式”,[13]这就同样彻底改变了库恩范式概念的原意,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从业者有库恩意义的范式的证明。

  

   2、哲学无需范式

  

   哲学不仅迄今没有范式,而且以后也不需要有范式,哪怕是在无限长久的未来。“哲学不需要有范式”的命题,须从哲学与科学的差异说起。

  

   哲学与科学有许多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差异是方法的差异。

  

   科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被各门具体科学所共有的方法,从本质上可以被概括为经验实证,其套路是这样的:先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获取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然后经理性加工上升为理论或假说、预测(这种“理性加工”主要是依靠归纳法进行总结,并力求引进符号概括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而完成的),继而再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去加以验证,由此得到实证的被作为科学知识而保留,未获实证的则作为错误知识被抛弃。正因科学的知识源于对经验事实的提炼,并被经验事实验证,科学成为求真的事业,负责向人们提供真知、真理。而一套理论或基本理论,一旦被证明为具有真理性,也便成为科学,或库恩所谓的有范式的“常规科学”。

  

   与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相反,哲学的基本方法是超验思辨。它是指当哲学家在沉思中发现令人惊异的问题时,通常并不是从经验材料出发,也不侧重经验,而是构造一些往往没有具象对应物的极其抽象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来对问题进行辨析、解释,并在不断深入拓展的辨释中,将最初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演绎成一整套概念系统或理论体系。[14]试想古今中外哪种记录在案的原创性哲学理论不是如此建构的?用超验思辨方法构造起来的哲学理论,由于其超验性,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既有来自经验的正例,也有来自经验的反例,本身没有真理性可言,是故各种哲学理论之间在同时性上不能相互取代,在历时性上不能以新替旧,以至今天学哲学、搞哲学的人还是要从古希腊和先秦的哲学开始。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高低之分,一种哲学是否高明,是以其对问题的辨释能否自圆其说,能否有更多正例支持,和该理论是否具有理论体系内的逻辑自洽性决定的,于是那些自圆其说性、经验支持性和逻辑自洽性越强的理论,就越会被更多的人钦佩、喜欢。[15]

  

   既然如此建构的各种哲学理论均无真理性可言,最多只能得到相对多数人的钦喜,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能从相互竞争的理论之中完全胜出,定于一尊,成为让所有哲学从业者所信服的范式。这个逻辑结论,同样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事实。由此可知,哲学之所以没有范式,乃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范式。

  

   现在的疑问是:如果哲学真的只是这样的东西,如果真的只有科学才能向我们提供真知、真理,那还由哲学提供那些无真理性的知识或理论有何必要?

  

   当然有必要。

  

   首先是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从时间上说,晚于哲学的超验思辨方法的出现,因而在历史上,科学的回答往往落后于人类的好奇心及其问题的提出,于是哲学的超验思辨便因能率先提供解答而被派上用场。史实也是如此,在人类尚没有科学的时代,所有令人惊异的普遍性问题和奇特性问题都是被爱智慧的哲学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在进行研究。只是后来随着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先后从超验思辨的哲学辨释变成经验实证的科学解释之后,哲学才退出这些领域,不再研究那些可由各门精密科学和经验科学进行研究回答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先前的哲学辨释最终是被后来的科学解释取代,但那些具体科学或常规科学恰恰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哲学孕育而生的,所以人们才有“哲学是科学之母”的说法。

  

   其次是不论科学今天乃至明天如何发达强盛,也还总会有一些对象所属不清的问题存在,它们小则若物理学与化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问题,大则若战争与和平、人与生态环境、全球化、网络生存等牵涉面甚广的跨越多种学科的综合性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均不在既有科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之中,是故往往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科学过问,于是只能被一向不受固定研究对象限制的具有自由气质的哲学先行关照,并在这种关照中又开始孕育新的具体科学。随着新具体科学的不断形成,哲学自然又要逐渐退出这些新开垦的研究领域,但由于新的科学门类之间势必又会有新的接壤处,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类实践势必又会提出新的综合性问题,并且那些诸如上述的老综合性问题也会因其过于复杂而其实很难变成一门经验实证的科学,这就表明,哲学在这些方面也就始终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只能用于研究事实性问题而不能用于研究价值性问题。价值不是物自身的属性,也不是客观世界固有的东西,而是属人的范畴,是由人赋予世界及万物的意义。[16]对这种来自主观世界的东西,显然是既不能通过对任何客观对象的观察、测量、调查看到,也不能通过对任何客观对象的解剖、实验发现,除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去把握以外,别无他法。[17]因而价值问题,如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和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我们应当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等等,不仅从来就是哲学的世袭领地,而且也注定是哲学的永久家园,科学将永远无法染指。

  

   最后,虽然刚才说到“科学只能用于研究事实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科学能研究和回答所有的“对象是什么”的“是然性”问题。

  

   这首先是指对有些对象的本质性提问,就是科学无法提供答案的。科学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通过发现一种事物的特殊性即种差来概括其本质并为所有事物分类的,可将这种方法用于客观事物的两极就无济于事了。一极是包含所有种类的客观事物于一身的宇宙之本质。由于宇宙再无其他外在事物作参照加以比较以发现其特殊性,科学就无法对其本质进行言说。另一极则是存在于每一种类客观事物中的每个个体之本质。虽然张三养的狗也是纯种京巴,并与李四养的纯种京巴有诸多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但我们能将这些差异或特殊性说成张三之狗的本质吗?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人类世界、社会、文化等宏大对象的本质不易用经验实证基础上的“属+种差”分类法揭示;另一方面,作为人类一分子的张三、李四等个体人的本质,更不能用描述张三之狗的方法描述。此外,还有“人”这个人类世界的创造者,这个既非自然事物之两极,亦非社会事物之两极的中间性存在物之本质,也不是只要进行经验性的观察,发现存在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就能被确定的。人与动物可观察到的差异实在太多,我们不可能将其中的每一种差异都说成是人的本质。退一步讲,即便人的本质的确是隐藏在这些由经验观察所搜集到的差异之中,那再用科学归纳法去概括,也难以确定出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种差异堪称人之本质。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的活动,不论是人类的、社会的、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也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或宗教、科学、人文学、道德的,由于它们不仅全都是历史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过程,而且还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活动,这就致使凡是有关这些人类活动的起源、演化、发展和规律是什么的理论回答,又成为不能经验实证或不能完全经验实证的问题。

  

其中需要特别指出,对科学本身的反思,以及对科学的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如:科学是什么?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科学的方法是否可靠?科学是如何形成的?科学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等等问题,尽管也属“是然性”问题,但也只能由哲学用超验思辨的方法去解答。因为这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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