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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社会主要矛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联

更新时间:2017-12-26 23:01:40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从法学角度看,除传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外,特别应该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主法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民主法治建设内部,也有诸多的不平衡,如国家权力保护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不平衡,公民经济权利保障与人身权利、政治权利、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不平衡,党政机关内部的权力义务配置不平衡,公共安全保护与人身自由保障不平衡,等等。

   5. 社会生产落后已经不是突出缺憾,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更准确,愈是着眼于将来便愈是如此。较之三四十年前乃至十年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1]今天的状况如果继续用社会生产“落后”来描述,实在是过于谦虚了,所以,针对包括民主法治建设在内的各个方面改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来描述更符合实际、更准确。

   当然,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仍然存在,且发展不充分不限于社会生产方面,而是多方面的;不仅多方面有发展不充分问题,同时各方面也都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样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比过去更全面、更符合当今实际情况。

   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的需要时,将上文论及的“有效需要”与缺乏必要物质条件保障的愿望或欲望加以区分十分必要。我们可以把缺乏客观物质条件支撑的愿望或欲望视为无效需要。这里所谓有效需要,是笔者比照经济学术语“有效需求”而提出的一个法学概念。有效需要指权利总供给和权利总需要相等时的总需要。法学上的有效需要不仅指国民(政治上表现为人民,法律生活实践中只能表现为全体公民里的大多数)获取权利的愿望或欲望,还在同等程度上关注社会或国家对这些愿望或欲望之实现能够提供支撑的物质条件。国民的愿望或欲求虽然多种多样、永无止境,但法律以确认权利的形式满足这些愿望或欲求时必须考虑和根据现实的物质条件。所以,法学上的有效需要不仅关注国民的愿望或欲求,同时也意指支持它们得以实现的相应物质条件或实际保障能力。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方式,已不能正确反映今日有效需要大幅增长的状况。所以,十九大报告采用新的表述方式取代原有表述方式可谓正当其时。

  

三、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可容拓展的法治中国建设空间

  

   在这方面,我的基本估计是,十九大报告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空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十九大报告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的民主法治空间要大得多。

   要证明上述论点,得先从什么是美好生活说起。美好生活这四个字说起来轻松,但要确定其具体内容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各个论说者的社会角色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距离远近不同、价值标准不同、个人偏好不同,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他们追求的最美好社会是有过描述的。他们谈这个问题虽从阶级角度切入,但落脚却是在人的自由发展。这方面,他们最经典的说法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从人的自由发展或人的解放角度描述他们的美好社会愿景的,其中关键的指标首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然后才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当然,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今天,我们还没有材料和根据来具体描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还要认识发展的中期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这些论述,似乎可以说,我们的中期发展目标是全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达到这个目标的历程肯定是漫长的,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而且是人本身的发展状况。或许,我们对进入那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有些描述,但对于那时的政治文明,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对于新时期的法治中国建设空间,我们今天真正有条件讨论的,只是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即今后一二十年里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由于民主、法治建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讨论最好从对美好生活的认识开始。为深入认识美好生活,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学术界曾经有过的对美好生活的讨论。

   经查阅比较,美国马斯洛是谈论美好生活最多的。马斯洛的著名学说是需要(或需求)层次论,他把人的需要按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区分为如下位阶:(1)生理需要,这是一切需要中最优先的,其中首先是食物;(2)安全需要,基本指人身安全,防范对象是野兽、极端温度、犯罪、袭击、谋杀和专制威胁;(3)爱的需要,指爱、情感和心理归属;(4)尊重的需要,指需要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5)自我实现的需要,指在自愿的基础上,在社会上担任什么角色就能干什么事,人尽其才,这叫自我实现。[13]

   马斯洛是在需求层次论基础上展开美好生活论述的。他说:“我相信,容易理解的是,进入我称之为‘美好生活’定向过程的人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愿提及的最后一个涵义是,这一在美好生活中生活的过程和我们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所处的有限生活情境相比较,包含着范围更广也更新的丰富内容。参与这一过程意味着一个人处在经常担惊受怕又经常深感满意的更敏感的生活经验中。这种经验带有更大范围、更多种类和更丰富的内涵”。马斯洛也看重幸福、满意、愉快、享乐等因素对美好生活的意义,但他最看重的是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其中既有自我实现,也要自身参与其中。他说:“极其令人兴奋的人世间的事情是,当个人取得内在的自由时,他就会选择这一形成过程作为美好的生活。”[14]马斯洛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经典见解比较接近,不知是因为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所致,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偶然殊途同归。

   十九大报告本身没有具体描述美好生活的内容构成,但从报告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美好生活包括的方面。报告写道:在新时代,“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5]这就表明,美好生活包括在经济(物质)、文化、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环境等十个方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本发展方向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在以上十个方面中,直接表现为民主法治建设内容的就有四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其他六个方面也同民主法治建设有密切联系,存在着建设内容相互交错的关系。

   十九大报告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扩展,主要表现在它从逻辑和常理上将迄今还未来得及着手进行的一些民主法治内容纳入了建设范围。其中有些或许还会较早提上议事日程,如十九大报告本身已经提出来的一些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推进合宪性审查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扩容作用,在于超越了此前的表述将需要限定在“物质文化需要”的范围,把正当需要扩大到了“美好生活需要”这个形式和内容都比从前丰富得多的范围。显然,“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还包括更广泛的需要,而民主、法治当然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毋庸讳言,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能够扩展的民主法治建设新内容是宽广丰富的,只是今天我们还难以一一具体列举。但其中有些内容,基于现有的事实和资料,还是可以想象的。如缩小民主、法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落差,提升各级人大代表直选的层级直到全国人大代表直选,在人大代表直选中引入一定的竞争性,逐步实现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申报和向全社会公示,按照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对基本权利实行重点不同的保护,等等。

  

四、法治中国建设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然扩展的内容

  

   在已成过去的历史时期,我们基本只考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民主法治建设不可能直接进行物质文化产品生产,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只能做配角。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发展目标调整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民主法治状态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必备要素。

   我个人研判,在新的历史时期,法治中国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谋略,应该是按新的时代要求调整和处理好几对基础性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谋平衡、重质量、求精准。其中所谓调整,主要指调整有关要素的相对地位和权重。需要调整和处理好的基础性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如下数对,容我一一简要评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它们的影响:

   1.调整经济建设与民主法治建设的关系。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分别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在这个逻辑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必然和只能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生产更多物质文化产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法治没有纳入直接考虑的范围,要考虑也只会作为相关因素入围。在新时代,我们要满足的是“美好生活需要”,情况不同了:一方面,美好生活的基础是美好物质生活,因而仍然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用“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淡化了“物质文化需要”,相对提升了民主法治这类需要的分量,让它们两者看起来在逻辑上不分伯仲。这就为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撑开了比从前更大的空间。

   2.摆正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密切相关,但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实现了党的领导不一定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反之也一样。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但从组织体制上看,主要表现为中共中央和本地、本系统党委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则相应地表现为全国人大和本地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从法律的观点看,都是要行使相应的公共权力或管理职能,因此,应该有较明确的界线。

但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涉及的权界事实上不明显。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还说,“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16]当然,他这里说的主要是党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其实,党委与人大之间的权力关系模糊更具有法学上的典型性。这类问题迄今没有处理好,有赖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探讨解决之道,主要是要划定权界和比例均衡。各级人大维持基本的代议功能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共长期执政是有利的,所以,要给人大行使宪定职权留一定空间,人民当家作主不能仅仅表现为各项公共事务在人大或其常委会简单走程序。如果说,在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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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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