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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

更新时间:2017-12-26 22:38:15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其次,政府供给也不再是制度选择的唯一途径。传统的权威体制自 20 世纪初期不断瓦解,伴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兴起,民主制度以及新的沟通机制( 如协商民主机制、多元共治机制等) 成为传统制度的替代品,与此相伴而生的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国际组织乃至跨国公司,都成为制动供给的新选择。

   第三,多元复合供给模式才能满足多样化需求。制度供给要求满足优质( quality) 、高效( efficiency)和经济( economy) 的三原则,然而,无论是政府供给,还是社会供给,任何单一的制度供给方式都会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上述原则。因此,如何形成一种多元复合供给结构就变成了问题的关键。

   制度供给从一元到多元,本身不是目的,避免社会无序和维持共同体存在才是制度供给多元化的终极目标。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既要坚持统一化和一致性,也要追求多样性和差异化。制度供给并不以统一化或多元化为目标,而是以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在一个社会发展多元化、社会结构明显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社会,一种单一的组织和制度供给,很难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现实的经验也证明,那种政府单一的制度供给模式,不仅因为质量差、效率低、不便利、不经济而为人诟病,而且经常因为政府自以为是的供给与真实的社会需求不能对接而造成供需错位和虚假“繁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服务过度、制度过剩等现象,都属于此类问题。多元复合制度供给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制度供给的多样化,而且还在于承认制度形成过程的开放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和不同利益团体的博弈性,更主要地在于强调“让社会运转起来”,实现社会自理和社会自治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良好的社会治理通过多元制度供给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即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状态。因此,建立信息开放、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的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权力协同,成为增进社会治理,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结论

  

   世界上如此多的国家,有的国家治理得不错,有的国家治理得不好。国家治理的绩效当然受制于许多因素,如自然禀赋、历史条件、人为作用以及其他偶发因素,但是,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治理的水平取决于两个要素: 一是制度供给能力,二是制度执行能力。从制度供给的方面看,政府当然是制度供给的提供者,但它不是唯一的提供者,社会组织和团体也是制度供给的重要提供者。而且,在一些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事项上,社会组织和团体所创造的制度供给可能比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更加有效合理。从制度执行的角度看,费孝通先生当年在《乡土中国》中所提供的理论框架是值得借鉴的。他的分析框架强调,一个良好的治理取决于两种机制: 一是法治机制( 代表着政府机制) ,二是自治机制( 代表着社会机制) 。这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的状况取决于两种要素,即,法治 + 自治,所以,提升法治化和社会化的水平,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

   改善社会秩序的迫切需要,经常倒逼强化管理与服务的政府改革。然而,政府管理与服务再怎么强化,也不可能满足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如何转变政府管理和服务模式? 怎样抑制政府管理和服务成本的不断攀升? 上文所给出的答案无非两条: 第一,走法治化的道路,第二,走社会化的道路。法治化强调政府( 管理者) 要依法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同时,打造人人自觉守法护法的社会环境,为此,开放决策过程,倾听民众诉求,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利用网络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建立全国统一的公民诚信管理系统,形成失范行为及时发现、及时矫正和及时惩罚的制度和机制,提高违法违规行为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强调社会自治的重要性,要求把社会大众从社会治理对象变为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一方面通过社区、社团、社企、社工等多种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尽可能的社会自理和自治,另一方面,保证公共物品向社会组织和团体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政府委托、政社合营、政企合资等多种形式,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依据上文所述的协同治理的理念,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追求这样的目标: 一个富有领导力的政党凭借其不断的创意能力引领社会;一个有效的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和信用保障; 所有企业和经济组织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具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和贡献; 每个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公益活动中来,贡献自己的爱心,弘扬社会正能量。总之,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要素得到有效整合,各司其职,共同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这便是多元共治的格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不断升级,其集中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在投入大量人财物力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管理方式的创新。无论是中央决策层,还是地方执行层,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变革与创新,一直是最近 10 多年来的主要议题之一。从中国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社会治理沿着执政党建设、政府建设、社会建设三条路线推进。执政党建设路线的宗旨是重新打造政党的领导力,使之真正发挥社会引领作用; 政府建设路线的目的是改革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 如普遍推行“一站式”服务模式,利用网络和通讯技术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便利对接,实行网格化管理和组团式服务等) ,保证政府机制及时有效; 社会建设路线的核心在于激活社会,通过“组织全覆盖”和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理。根据我们对于宁波市为期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和观察,近 5 年来,诸如宁波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努力打造社会治理新体系,这套新体系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政党系统、政府系统、包括社区、社团、社企、社工在内的社会系统三大体系在法治化、信息化、网格化平台上的协同治理。这些地区提供了中国发展的样本,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关注。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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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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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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