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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

更新时间:2017-12-26 22:18:08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会不会通过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等,便也都成为愚忠而不是成熟的标志。

   其次,重建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钟亦成和张思远共同选择的方法。劳动本来是组织对钟亦成、张思远的所谓“不忠”的一种侮辱和惩罚形式,但是在《布礼》《蝴蝶》中却被美化为精神升华、维护忠诚的不二正途。先看钟亦成对劳动的赞美:[15]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河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部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原始的体力劳动里。[16]

   众所周知,通过劳动获得救赎本来就是革命组织和革命文化建构的知识-话语型,是控制钟亦成这样知识分子干部的武器,但钟亦成却完全内化了这套的知识-话语型,并以此来赎罪、自贬、自戕,不亦悲乎!

   再看《蝴蝶》中的张思远。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了解自己。但张思远了解的是自己的什么呢?: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张纪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17]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对革命文化和革命组织的新的认识),而是自己的身体器官。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却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和身体化的劳动本来就是非政治的。[18]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悲剧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劳动或许可以强健体魄,锻炼肌肉、四肢和肠胃,可以让钟亦成、张思远暂时忘却耻辱,却无助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忠诚危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它需要的是理性启蒙和独立思考,以便告别盲目的忠诚和信念,真正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信念。这一切是身体化的劳动无法解决的。[19]

   再来看“人民”。《蝴蝶》中的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后反复反思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存在严重的脱离人民、享受特权的过错乃至罪孽。于是他把自己救赎的希望建立与“人民”血肉联系上,试图重建这种联系使以获得新生。

   如何重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彻底弃官还乡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当然不是。复出后的张思远副部长选择的是故意放弃任何象征特权的待遇(比如轿车,软卧,秘书等等)坐着破闷罐车故地重游。而吊诡的是,重游的结果却是回到了特权且进一步巩固了特权。《蝴蝶》采用的是倒叙结构,小说开始写的是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这个时候,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代表秋文[20]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21]“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22]这样,经过秋文(代表“人民”)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纠结和矛盾得以成功化解,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享受特权也变得合情合理了。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不再存在了。可见,重游和反思的意义在于:经过“人民”授权的张思远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了(此特权非彼特权)。

   然而,这个通过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同样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张思远脱离人民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人品德问题。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是没有公民权,不能成为公民,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和权益。因此,获得平反之后的钟亦成、张思远,如果真有反思精神,他们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干部脱离人民的根源(也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钟亦成、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两者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不是一次“化身”平民故地重游(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装模作样地玩屈尊战略)可以解决问题的。但事实上他们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似乎一次重建就能重建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23]

   最后,用“娘打儿子”的理论为自己也为“娘”(组织)开脱。这是《布礼》中的钟亦成采取的化解忠诚危机的策略,但也适用于张思远以及几乎所有被组织冤枉的“亲儿子”。钟亦成打成右派后,他的爱人兼同志凌雪这样安慰钟亦成:

   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大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很大的震动,然后你就会更好地改造自己。[24]

   娘错打了儿子还是娘,而被错打的儿子还是儿子,还是要保持你的不贰忠诚(这种所谓“第二种忠诚”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受到组织冤枉时仍然保持对于组织的单方面忠诚,详下)。有了这个亲娘-儿子的关系“理论”,一切对于革命、对组织的理性反思都变得不可能彻底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组织和钟亦成、张思远的母子关系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和宿命式的忠诚关系。这套“理论”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理解现代共产党的政治联盟的性质,把共产党这个自诩为最现代、最先进政党的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理解为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母子关系。如果接受它,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类似中国传统家庭或帮会的组织。[25]

   “娘打儿子”说最典型地表明,钟亦成、张思远与那个迫害他的组织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包括主义、信仰、话语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换言之,受害者与加害者本属于同一个信念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反思不能也不可能深入。他们一般不具备不同于迫害者的价值观和思想资源,在利益上也缺乏进行彻底反思的动力。打个比方,他和组织的冲突类似一个家庭里的“窝里斗”。何清涟在她的《电影<</SPAN>归来>:历尽劫波余生在》中曾经这样分析“伤痕文学”:“这类主角的主调是反思:当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好的,但为什么却会遭遇政治压迫?党是母亲,但母亲为何会对亲儿女如此残酷?这种反思最深刻的表述是‘革命吞噬亲儿女’”。[26]这个论断对于像《蝴蝶》《布礼》《大墙下的红玉兰》《小镇上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我们下面要分析的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一滴泪》而言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的作者和主人翁都不是所谓革命的“亲儿女”(我因此不认为这些作品属于何清涟说的“伤痕文学”)。

   “娘打儿子”论非常流行。它不但成为反右和文革期间蒙冤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原谅组织、不埋怨和怪罪组织的一个非常流行的理由,而且也被作家艺术家之外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普遍接受。高干家庭出身的“红二代”任志强在2015年撰写的文章中还在反思这个问题:

   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无辜的关进了看守所,以贪污罪被捕,以偷机倒把罪被判刑,经上诉后撤消了法院判决,退回市检察院重审并无罪裁定。白关了一年多的监狱,出狱后却会用一句“妈妈也会打错孩子”,放弃对执法错误的追究。

   人们难以了解的恰恰是我父母的榜样。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王蒙这个年纪),有着对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近似盲从的“迷信”。文革期间,我正处于一个无知的初中少年尚未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成长期。很难接受我心目中如此优秀的父母,突然有一天被工人战斗队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了,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当父母被从干校的“牛棚”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对那些打倒他们的造反派和党的上级组织竟然没有丝毫的怨言和不满?当我询问此事时,他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也会打错孩子”。他们深知文革是这个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犯了个重大的错误,但出于对这个党的热爱,他们坚信党是会纠正错误的。[27]

   由于受这种母子关系模式的约束,自认为“儿子”的作家们在获得平反之后,其创作的核心主题模式分别是:申诉冤情和表达忠诚,而且申诉冤情的目的其实还是表达忠诚:我是多么忠实于你,即使在蒙冤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如此)。宁可被组织冤死,也决不背叛组织。

   以上我以王蒙的《蝴蝶》《布礼》为例的分析,意在说明相当一部分所谓“伤痕文学”本身就是受伤的文革叙事。[28]这些作品的作者(至少在他们书写这几本小说作品的时候)一方面是文革极左制度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与文革极左制度和极左意识形态共享很多思维模式与话语模式。即使在形式上得到平反昭雪之后,文革极左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仍然在他们的书写中延续。那些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遭遇,乃至主观上想要清算文革极左罪恶的人,其精神世界和叙事方式仍然被极左意识形态所控制,简言之,文革极左意识形态还控制着他们的文革书写。

   [1] 在《布礼》中,忠诚主题甚至在小说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使用的内部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内部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布礼》的主题就是遭受了冤屈(忠诚遭到怀疑和践踏)之后钟亦成如何化解忠诚危机。

   [2]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

   [3] 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4-375页。

   [4]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6-397页。

   [5] 这种母子关系的模式是意识形态长期教育所确立的。革命年代耳熟能详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有一首大跃进民歌是这样写的:“党是娘来俺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喝奶水,谁拉我也不起来,不—起—来!”一直到今天还很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啊……”。

   [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

   [7]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7页。

[8]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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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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