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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世界儒学研究中心重返中国大陆:十八大以来儒学变迁之大势

更新时间:2017-12-24 23:33:55
作者: 王学典  

   港台以及韩国、新加坡等长期所享有的儒学桥梁地位正渐渐丧失。

   改革开放之初,韩国、新加坡,尤其是港台,曾对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发挥过重要的反哺作用。冯友兰、汤一介等于1984年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曾密集邀请海外及港台儒学专家讲学、授课,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渐为大陆学界所知,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追随者,乃至可以说,今日大陆已经成名的儒学专家,没受到港台新儒家影响的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前期,港台新儒家堪称如日中天。

   这些国家和地区、机构一时成为儒学研究者心向往之的高地有历史的合理性。彼时,中国与西方处于隔绝状态,就像中国的经济依靠这些地区和国家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一样,中西方的文化也只有依靠这些中间地带进行交流,而现在,随着中国的深度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与西方展开直接贸易和文化对话,这些原有中介和桥梁的重要性无疑会急剧下降,它们原来所享有的中间人地位自然就岌岌可危。于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开始向中国大陆回归。

   政治儒学的崛起是儒学中心回到大陆的主要思想动力。经世致用原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者的终极抱负,大陆儒学研究因不满足于港台新儒家偏重于心性论的理论建构,故而专门重启儒学的政治与制度思考,探索如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以儒家思想资源参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为大陆政治儒学的首倡者,蒋庆的立论虽然因其照搬古人或托古改制的表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脱离现实的乌托邦设计等等问题而饱受非议,甚至连“政治儒学”都受其连累而成为一些主流学者为之侧目的对象,但无法回避的是,“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确实因反映了现实的需求而成为儒学研究的大势所趋。无论对“政治儒学”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它已成为儒学圈的中心话题,而且它因挑战了“心性儒学”而动摇了港台儒学原有的学术地位。

   较之大陆政治儒学,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在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限制之下,早已放弃国族建构的使命,消弥了最能体现儒学生命活力的“治平”理念,仅止于退守内在心性论传统,而将广大的公共领域议题拱手让给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西方思想文化代言人的港台新儒家,根本无力同时在个体身心与家国天下层面重建儒学的学统与政统。由此观之,在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儒学取代心性儒学的主体地位,既符合儒学的内在思想逻辑,也是儒学在社会秩序重整的新时代所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以“政治儒学”为特征的大陆儒学,冲击乃至取代以往港台、海外儒学的地位,因而也就具备了某种历史必然性。

   2015-2016年,在台湾和大陆儒家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这场所谓的“陆台之争”最能反映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这一事实。

   2013年11月,习近平到访曲阜时,曾对儒学界提出如下期待:“要使我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始终保持充分话语权。”这一期待看来正在提前变成现实。

  

三、大陆儒学研究呈现新趋向

  

   儒学研究在经过二十余年的跑道滑行准备之后,于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态腾飞而起。从儒学起源到早期儒学,从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从先秦思孟学派、稷下学派,到宋代新学、关学、朔学、蜀学,以至明清实学,从“人性善恶”“义利之辨”到“亲亲相隐”“理气关系”,从仁、智、勇到忠、孝、节、义,儒学史上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各个关节点,都正在被深耕细作,许多固有认识也被不断刷新。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在儒学的全面繁盛中,大陆儒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向。

   首先,以往儒学研究仅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即“中国哲学”而存在,如今这一格局已被彻底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在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度向儒学聚焦。政治学方面,有前文提到的贝淡宁为代表的“贤能政治”;社会学方面,有安乐哲等人所倡导的“儒家角色伦理”;经济学方面,“道义经济”受到重视,盛洪以《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一书为如何有效回应中国以及世界经济问题,提示了方向与路径;法学方面,“人伦司法”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管理学方面,“忠信管理”的优势正在被重新认识;历史学方面,传统史学向与儒学如水乳交融,而张富祥的“儒家史论文献萃编”,即是对分散于历代典籍当中的儒家历史理论的汇辑和整理;文学方面,儒学曾对文论、诗论、词论等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经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儒家传统对现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等论题,正在成为研究热点。总之,在不同学科交汇聚合的视线中,儒学的未来已不仅仅是儒教、儒俗,而是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一种“九科治儒”的新局面,业已形成。

   其次,儒学的体系化建构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在人文社会科学纷纷朝儒学转向之际,原本就从事儒学研究的哲学领域的学者,早已不满足于“照着讲”的儒学史研究,开始了“接着讲”的哲学建构。陈来《仁学本体论》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堪称这一进路的先行者;张立文“和合学”以“和合”作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核心概念,有力地回应了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蒙培元“情感儒学”上承冯友兰“新理学”,赋予情感以存在论的地位,形成可与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心性派”对举的“情理派;此外,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持续受到关注;庞朴对中国智慧“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概括,也为姜广辉、王守常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

   目前,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仍是儒学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方式已由大型丛书的编撰影印,进入精细化的“深加工”时代。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所主持的“儒藏”工程之外,另一项引人注目的重大工程——“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已经启动。与以往儒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及经学、理学不同,“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所存儒学内容都予以关注,以对儒家文献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与整理为主要特点。其中,杜泽逊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在全面校勘海内外所存珍贵版本的基础上,力求显现《十三经注疏》于唐、宋、元、明、清历次刊刻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为判断文字错讹提供依据,并最终为学界提供一个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一样可靠的体现当代中国学术水准的《十三经注疏》定本;而颜炳罡的“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则将是对近现代儒学研究成果所进行的首次全面而系统的检阅和总结。

   与现实生活相关度较高的儒学研究课题在稳步向前推进。其中,礼制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中华民族自古便有“礼仪之邦”之称,其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礼制、礼俗仪式,已经内化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传统中国以丰富的礼制与礼俗实践来养生送死,安顿生命,仪式与礼节成为生活意义的开显途径乃至赋予者。随着近代以降中国西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儒家礼制因其对于尊卑贵贱的区分,被当作封建专制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和抛弃,中国人渐渐放失其与生命每个关节点息息相关的丰富礼仪,从而给生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缺失。彭林“《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试图通过对《仪礼》的复原,重建当代日常礼仪,以解决这一困境;汤勤福的“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也以发掘中国礼制的现代意义为旨归。此外,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继成立礼学研究中心,分别从文献整理、古礼复原、中西比较、跨学科研究等进路组织学术活动,推动礼学研究全面复活;北京大学的礼学研究强调“丧服为中国礼学的根本”,力求在梳理、澄清中西文化相关差异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传统丧服制角度抽绎并回应普遍性思想问题。虽然目前礼制的“恢复”性研究尚未进入“制礼作乐”的实践阶段,但作为守先待后的古礼钩沉和具有学理深度的当代解释,委实是在为儒家传统所主导的中国古礼再返现代生活重新奠基。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联手,正在成为儒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以政府之力推动学术研究,能够综合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资源,推动文化领域的大工程大项目上马,使一些单凭个人及学术群体无力承担的重大学术问题集中得到解决,从而在短时间内就能有效推动文化的繁荣。这一模式最早由山东大学和墨子故里滕州市首创,其后逐渐为全国各地所复制,且已成燎原之势。如贵阳市委市政府推动的“贵阳孔学堂”,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联手打造的上海儒学院,以及河南省的“嵩山论坛”、浙江余姚的“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建武夷山市的“朱子学院”,等等,皆属此类。在这方面,曾领风气之先的山东省,更是走在前列。早在2010年,山东省政府就与山东大学携手共建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为了践行习近平视察孔子研究院关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由省委宣传部牵头,在政府主导的与高校科研单位的积极合作下,进一步推出了“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支持包括“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齐鲁传统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研究”等重大专题项目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由政府牵头,举政府之力来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研究,这是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必须发扬光大。这一做法与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群体协同也颇为合辙。政府主导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奇迹,有望在文化领域得以重现,其中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四、存在的问题与前景展望

   在近五年来儒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儒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脱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明显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讳言,作为儒学研究主力军的中国哲学界在偏重哲学史进路、照着并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同时,明显轻忽了汉唐经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十八大以来,随着儒学日益被接纳为治国理政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当下的儒学研究亦开始往更具现实感的方向调整,但与巨大的现实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

   其次,与儒家文献整理取得了系统性进展相比,儒学理论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在和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儒学虽然初步找到了自己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位置,但自由主义毕竟有着三百年的现代学术积累,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在学理根基与制度建构的很多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当代自由主义虽然拒绝(也不可能)采取社群主义的基本预设,但由于持后一立场的理论(包括贤能政治、角色伦理学等)长期与之切磋,已然能够在自己的理论言说与制度构建中为社群预留空间。相形之下,儒学研究中的相关思考则相对简单地摇摆于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或者向自由主义投怀送抱,或者单方面强调权威。在社群、传统、权威优先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安放个体自由,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现代化所必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处理好这一问题,儒学才会拥有更强大的现代学术形态,而只有这样的儒学学术才足以托举起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此外,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相关讲话及两办《意见》和通知的积极践行,各级政府、高校、社科院进一步整合、强化了固有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乃至重新设立了一批档次不低的儒学研究机构。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的中国大陆儒学界尚未涌现出堪与当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相比拟的高端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此与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向中国大陆回迁的事实极不相称。探索高端儒学学术机构的运作规律,将一家或几家现有机构打造成世界级儒学重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被提上国家的日程。

   (在本文收集材料和起草过程中,郭震旦、李梅和邹晓东提供了很大帮助,谨志不忘,并致谢忱!)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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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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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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