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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乡土文学中的“乡土”

更新时间:2017-12-22 23:47:29
作者: 吕正惠  

   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就其反现代主义及反殖民经济的立场来讲,具有反帝国主义、回归民族主义、回归「乡土」的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有关跨国公司及殖民经济的小说中极易辨明,而它的回归中国本位的立场,也可以从小说及理论陈述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出来。

   然而,从七〇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以后,「乡土文学」的口号却逐渐为「台湾文学」所取代,而其内容也经历了相反方向的改变。根据已成形的「台湾文学自主论」,「回归」所要寻求的变成是「台湾」、以及「台湾文学」,而「台湾」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敌人却变成「中国」,本来被「反」的美国、日本反而丧失了其目标性,且在必要时,可以接受成为「反中国」的助力。

   这样的「转变」,从辩证发展的立场看,是从「A」到「非A」,对原来提倡乡土文学的人来讲,实在是绝大的讽刺。

   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我想从当时流行最广的口号「回归乡土」中的「乡土」观念入手,分析这一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混杂、暧昧现象,以及这一概念最后变成只限定在「台湾」,并被拿来对抗「中国」的转变因素。因为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比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更能以「事后之明」,看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真相」。

   七〇年代的「回归」运动基本上是对这一倾向的「反动」,知识分子要求自己走出「纯知识」的追求、走出西方观念的笼罩,回到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因为是从西方知识世界回到自己社会,所以是「回归」,而「回归」的精神当然就是要关切自己的「乡土」。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乡土」这一观念。七〇年代台湾「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对这一观念作彻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陈映真这种极少数的已有确定的「中国」观念的人,或者当时心里早已相信台湾应该独立的人(这种人和陈映真,都是极端少数),才真正了解所谓的「乡土」是指那一块土地,或者是指那一个范围。其他的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恐怕都还没有意识到「乡土」这一观念本身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是很难加以思考的。

   问题最突显之处在于:当时最大多数的人都还接受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一事实。理论上来讲,「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全中国,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大陆。但实际上大陆正由中国共产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着。两边的人民完全禁止往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国人(理论上来讲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窃据着,而那里的人民正在忍受这些「匪徒」的「暴政」,而这些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告诉它的国民的。

   七〇年代的「中华民国」确实面对着许多重大的问题,譬如,号称是一个「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代表却长久不变;又如它的官僚体制已经很难了解及处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变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也许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国际社会日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而「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回归」运动的特质(也就是其「问题」)在于:它主要关心「中华民国」内部的问题:追求民主、追求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并关心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它没有真正触及「中华民国」与中国、「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国人这一复杂问题,当时极少人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只有到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乡土文学阵营内部产生统、独争论,最后形成全台湾社会都意识到「统、独」对立,所谓的「乡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统、独」争论其实是「回归」运动的延长。这个时候,「成形」的统派和独派才真正开始思考台湾社会必须面对的「乡土」问题。

   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要发言人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也还可以包括引发现代诗论战、可视为乡土文学的唐文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当他们谈到「乡土」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和象牙塔色彩,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艺术的使命、文学对现实所应具有的关怀。他们的人道主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

   就小说创作而言,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同时着力于跨国公司和殖民经济小说,除了描述台湾对美、日经济的依赖,还探讨了台湾的人在这一依赖关系中所产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别是民族尊严的丧失。这里的反帝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这些主要的发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陈映真),事实上了解到「乡土」的问题不能只就台湾范围来思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反共」和「收复大陆」是针对两岸问题唯一可以公开说出的「见解」。陈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个中国的「乡土」问题来讨论,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当时也有如《仙人掌》杂志所代表的,企图引发大家对五四民族、爱国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论的重视。但是,这一论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当时远不如乡土文学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倾向那样吸引人。

   再深一层而论,自由主义在六〇年代曾与现代主义结合,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回归运动既以批判现代主义为目标,与现代主义曾有「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即使是要复活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主义。

   而且,在台湾左翼思想已被断绝将近二十年,当知识分子由「关怀」乡土与社会现实而呈现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倾向时,曾被严厉禁绝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独特的迷人之处。所以可能可以说,投向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视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乡土色彩」或民族主义成分。

   不过,对像陈映真这种想法的人来讲,情况还要更复杂。在七〇年代的大陆,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统性尚未消失。陈映真一类倾向的人也许会相信,讲「左」和讲「中国乡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为这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他们可以不必为「乡土」的定义问题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为重的人,不太关心「乡土」的确切意义;而具有明显中国情怀的左派,当然会以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不必辨明,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也不好辨明,这就把一个原本非常重要的「乡土」定义问题悬而不论,形成一种模糊状态,使得后来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简单的说,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流的「左统派」(这里使用后来的称呼)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预估」到「乡土」观念的矛盾与复杂,因此在他们最具影响的时候,也没有事先作任何积极的「澄清」。等到八〇年代初台湾文学论崛起,「左统派」才在批判与论战中正式就这一问题发言。到了这个阶段,既是被迫应战,也就丧失了某种先机和主动。当然,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以当时的条件而论,实在很难苛责「左统派」。

   把「回归乡土」和「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观念推演至一个必须明确加以「界定」的关键点的,事实上是八〇年代以后的台独派。他们在西方观念和国民党教育下成长,根本无法了解:近代中国在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时,「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来称呼共产党,也不能以西方现代体制的观点来反对中国所试行的社会革命。他们以美国式的西方社会观念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当然对这一「现实存在的中国」就不会有认同感。更何况,国民党从大陆来接收台湾。「以少数来统治」多数的台湾民众。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不认同,既不能从中国现代史的脉络去解释,就很单纯化成「外来政权」问题,变成是「中国人」在压迫「台湾人」,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

   再从他们的「逻辑」来说,「中国」的土地他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民众他们从未接触过,怎么能算是他们的「乡土」呢?如果说,有一种「乡土」是他们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连系」的,那当然是「台湾」了,他们差不多是以这种逻辑把七〇年代暧昧不清的「乡土」观念明确的复位为「台湾」,作为「认同政治」的一种情感要求。

   台湾问题是可以从中国现代史的立场来加以说明的,譬如:中国战败,不得不将台湾割地给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收回台湾。但随即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帮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守住台湾,台湾又暂时脱离中国本部,而统治中国本部的共产党,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后的改革开放来讲,都有其历史演进的合理性。可是,台独派的知识分子,既无法理解这种「历史理性」,也不愿意听取这种「历史理性」,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就把「乡土」界定为「台湾」了。

   我们可以说,台独派的「认同政治」也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是中国积弱不振,导至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以及美国「保护」台湾四十年的结果,也是中国悲惨的现代史经历的「结果」之一。这整个的过程,无法以「理性的陈述」获得台独派的了解,并愿意重新考虑。

   也许历史的问题也只能以「历史过程」来加以解决。这里想说的只是,从回顾的眼光来看,乡土文学时期的「回归乡土」,事实上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的起点。这种诠释方式在七〇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目前似乎看起来满合理的。这足以证明,「乡土文学运动」的多重复杂性格。

   (《联合文学》,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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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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