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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泉: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历程及优化途径

更新时间:2017-12-14 18:12:35
作者: 王少泉  
表面上来看,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回复到等距离信任状态,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一阶段的等距离信任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个阶段,最直接的表现是:存在于第一阶段的盲目政治信任在第三阶段已经极为罕见,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已经完全呈现出理性状态。整体上来看,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性使这一演变过程呈现螺旋上升状态。

  

   4.不同阶段时长存在差异性。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的三个阶段的时长分别为:29年、32年和5年。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时长并不一样,前两个阶段的时长差异较小,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异较大,当然,第三个阶段尚未结束,但从演变趋向来看第三阶段的时长会明显长于前两个阶段,因此,不同阶段时长差异会继续存在。

  

   5.不同阶段政治信任程度及政治信任水平存在差异性。从三个阶段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对比情况来看,第一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最高,第三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居次,第二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最低。从三个阶段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对比情况来看,第三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最高(盲目信任程度最低),第二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居次(盲目信任程度居中),第一阶段中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最低(盲目信任程度最高)。

  

   三、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成因及趋向

  

   (一)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成因

  

   1.廉洁政治生态的变化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中,廉洁政治生态的具体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对公职人员(包括旧政府留用人员)的思想教育和廉政管理力度不足,致使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旧政府留用人员中的一部分则恶习不改;资产阶级分子对某些公职人员形成负面影响。〔4〕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明显恶化,实例如:1949年5月至1951年12月,上海市共查出贪污案3002件。〔5〕这一情况的出现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有所下降,针对这些情况,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多次展开强有力的反腐败运动,有效地优化了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使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明显上升,进入为期近30年的等距离信任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廉洁政治生态有所恶化,这一情况的出现再次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开始下降,因这一时期的腐败案件主要出现于地级市及以下政府层级之中,引致公众对不同政府层级的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出现分化:对高层政府官员高度信任,对中低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由此生成政治信任领域的反距离悖论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诸多存在于政府各层级的贪腐案件被查处,这些被查处的案件由“旧案”(发生于十八大之前的案件)和“新案”(发生于十八大之后的案件)共同组成,而且在全部案件之中“旧案”所占比例明显大于“新案”所占比例。这些情况的出现并非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政治信任度的下降,而是促使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重新呈现等距离信任状态,信任程度不再明显受到距离远近影响,而且这种等距离信任是一种高水平的等距离信任:公众对政府官员整体信任度较高且盲目信任状态极少。

  

   2.制度短板及政策执行力的变化。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中,制度短板及政策执行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逐步构建了在当时显得较为完善的制度,政策执行力也较强,这些情况的存在是这一时期公众对政府官员存在等距离信任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引致诸多制度短板的出现,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出现下降,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一些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出现下降,制度短板的出现及政策执行力下降主要表现于基层政府的运作过程之中,因此公众所不信任的政府官员主要出于基层政府之中,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信任领域出现反距离悖论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国各领域的制度短板明显减少,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明显上升,这些情况的出现助推了公众对各层级政府官员政治信任程度的上升。

  

   3.政治传播方式演变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的影响。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中,政治传播方式具有重要影响。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传播方式为传统政治传播,在这种政治传播方式之下,公众获得信息的速度较慢、信息总量较小,而且虚假信息非常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政治信息缘起及传播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够有效地在公众之中塑造对各层级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高程度政治信任,但必须注意到这种政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盲目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传播方式开始进入过渡阶段——由传统政治传播演进为现代政治传播,在这种情境之中,公众获得信息的速度明显加快、信息总量显著变大,虚假信息明显增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政治信息缘起及传播过程中所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受到一些挑战,在公众之中塑造对各层级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高程度政治信任的难度明显变大,公众曾经在政治信任领域表现出的盲目性明显减少,开始因为中下层政府之中一些官员的贪腐而在政治信任领域呈现出反距离悖论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方式正式进入现代政治传播时期,在这种情境之中,公众获得信息的速度极快、信息总量非常大,虚假信息极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政治信息缘起及传播过程中所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受到更多挑战。随着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强力反腐进程的推进及公众政治理性的增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开始呈现高水平、高程度的等距离信任状态。

  

   4.公众对政府和集体依赖程度的变化。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中,公众对政府和集体依赖程度高低具有一定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及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公众形成对政府和集体的高度依赖状态,在这一情境之中,公众对各级政府官员拥有等距离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信任,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公众对政府和集体(尤其是对集体)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对政府官员的盲目信任状态有所减少,加之某些基层官员出现贪腐行为,由此催生了公众对政府官员政治信任领域的反距离悖论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执政能力、基层建设等显著强化,公众对政府和集体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加之廉洁政治生态明显优化,由此催生了公众对政府官员政治信任领域的高度、高水平、等距离信任状态。

  

   5.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中,国民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具有一定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努力推进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的进程,但受一些客观因素(如国民总人数太过庞大)影响,绝大部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这一情况导致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对全体政府官员存在盲目信任状态,这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信任领域呈现等距离信任状态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盲目信任逐步减少,诸多公众开始因为一些官员的贪腐而降低了对中下层官员的政治信任度,由此助推了反距离悖论在中国政治信任领域的生成。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革命受教育水平进一步上升,大部分公众的政治理性程度明显增强,曾经存在于部分公众之中的对政府官员的盲目信任已经极为罕见,受这一情况及廉洁政治生态显著优化等情况影响,高水平的等距离信任状态开始出现于中国的政治信任领域。

  

   (二)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演变趋向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等距离信任程度及水平均不够高——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尚低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一些公众依然对政府官员存在盲目信任状态。从对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响的诸多方面来看,中国正在不断优化廉洁政治生态,制度短板不断减少,政策执行力持续上升,政治传播方式的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公众对政府和集体依赖程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公民受教育水平也会继续提高,从这些情况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将继续强化等距离信任状态,而且公众对政府之中全体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将不断提升。整体而言,中国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等距离政治信任将进一步稳固,这是公众的政治信任趋向理性化的重要表现,而且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将进一步上升,盲目信任状态将进一步减少,从而在政治信任领域呈现出不断优化态势。

  

   四、 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意义及途径

  

   (一)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意义

  

   1.提升公众对法律法规的遵从程度。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程度高低对公众遵从法律法规的意愿强弱有重要影响。当公众高度信任政府官员之时,这些公众遵从法律法规的意愿会较强,因此,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有助于提升公众遵从法律法规的意愿,降低公众触犯法律法规的可能性。

  

   2.强化公众对道德规范的遵守程度。党政系统的良好运作及与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不仅依赖于公众对法律法规的遵从,也依赖于公众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当政府之中绝大部分官员十分清廉、公众高度信任政府官员之时,公众会受到政府官员的影响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因此,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有助于提升公众遵守道德规范的可能性,降低某些公众违反道德规范而引发各类矛盾的可能性。

  

   3.提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网络效能。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网络效能的高低明显受到公众对政府官员信任程度高低的影响——当公众高度信任政府官员之时,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网络效能会较高,因此,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有助于提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网络效能,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矛盾的解决、沟通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4.增强国家及社会的稳定性。公众对政府官员信任度较高的情况下,其执行政策及命令、遵从法律法规的可能性较高,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国家及社会稳定性获得保障的重要条件,因此,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有助于增强国家及社会的稳定性,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5.强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化、治理水平的提升与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诸多举措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直接相关。政府能否有效实现诸多治理举措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是否执行政策及命令、遵从法律及法规,因此,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有助于强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二)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途径

  

   优化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目标是在政治信任领域规避“距离悖论”与“反距离悖论”这两种极端状态,从政治信任程度及水平等方面强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等距离信任状态,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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