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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千万不要忘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教训

更新时间:2017-12-13 18:02:46
作者: 李克军  
1959年6月,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在这些政策的调整下,“共产风”和“浮夸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有研究者说,人民公社社员享有的“小自由”基本达到了1957年高级社社员的水平。

  

   第三波“割尾巴”,发生在1959年秋天到1960年春天。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使正在进行的“纠左”逆转为反右。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展开。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称:今年五七月间,农村曾经出现一股右倾的邪风、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核算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当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要求(党史二卷599页)。1960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认为“为了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就势必转交给食堂……社员个人不再种菜”。要求各地 “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这些举措,否定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使新一轮“共产风”再度泛滥起来。一些地方为了办好食堂,再次把农民的自留地甚至口粮收归“集体”,严重削弱了社员的生产自救、度荒救灾的能力(《党史》二卷、朱金鹏:《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在以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社运动中,有些地方仍把社员打柴草或到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当做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

  

   新一轮大跃进和“共产风”造成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和严重饥荒。1960、1961、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分别为19350万吨、14750万吨、16000万吨,分别比1957年减少1.0%、24.5%、18.1%。农业大省黑龙江,这三年粮食产量分别比1957年减少21.0%、28.9%、12.9。农村第二大产业——畜牧业同样徘徊不前。1962年,全省马存栏比1953年下降了17.2%,等于1941年的78.3%;黄牛存栏比1953年下降了29%;生猪比1953年减少5.3%,只占第二个五年计划的31%。1961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给东北局的一份报告写道:1956年以后,大牲畜逐年减少,到1961年11月末,从1955年的256.5万头下降到189万头,降幅达26.5%。其中农用役畜减少到86万头,比1955年减少47.7%。同时,膘头多是五六成。四成以下不能使役的占3%,挽力一般降低20%左右。大牲畜正常死亡率为3——4%,1960年和今年头10个月,全省死亡53万头,死亡率高达25%左右。1955年以前,有繁殖能力的母畜,平均繁殖率为48%,成活率为繁殖总数的80%,而1956年以后,在母畜大量减少后,繁殖率平均下降到34%,成活率仅为75%左右。

  

   由于农民家庭副业受到限制,农民收入不增反减。1960——1962年,黑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三年平均66.7元,比前三年平均水平低7.2%;比1952——1956年平均水平低14.5%。

  

   面对全面紧张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再次进行政策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宣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同年6月和翌年9月又下发了修正草案)。“条例”规定,允许社员“耕种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三者加起来“可以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5%到10%,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15%”;允许、鼓励和帮助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各领域的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了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屡被禁止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许多地方由农民再次自发地搞起来。

  

   第四波“割尾巴”摇摇摆摆,主要发生在1963年至1966年的“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期间。

  

   在经济调整期间,毛泽东主席态度往往自相矛盾、变来变去。他曾支持第一线的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经济调整,并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肯定自留地制度的必要性,但又说自留地是“个体所有制的尾巴”(朱金鹏:《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对“包产到户”,他曾同意“五风”和大饥荒最严重的安徽省进行试验,但不久又予以否定。1961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要求,把“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改正过来。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不能再退了,“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在试行下去了。1962年3月,安徽省不得不作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承认“这个办法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党史二卷612页)。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次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列修正草案》,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固定下来。但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大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1963年5月——11月,中共中央连续下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十条”,“四清”运动在全国大面积铺开,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场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总的指导思想是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包括反对“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虽然文件中要求,“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很多地方把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以整治,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有些基层干部的“四不清”行为,被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如:中共黑龙江省委写给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称,“社教”运动使“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受到了抵制”。“社教”运动试点县呼兰县在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中,把生产大队办砖厂的行为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县工作组把生产队开酒坊、油坊和小药房,定性为“以集体经济名义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活动”;把社员经营小菜园到市场卖菜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把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占总面积10%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六十条”规定不超过15%)。

  

   文革初期,有的地方把“割尾巴”与“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结合进行。如1966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以《广东省农村中蓬勃兴起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为题报道,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思想变了,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

  

   总的看,这一波“割尾巴”,有“六十条”限制,且处于政策调整期间,所以不像人民公社初期和文革期间那么疯狂。但因为受“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影响,且与反右倾紧密衔接,所以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地成为“文革”预演,在经济上导致生产停滞不前。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只有19450万吨,比1957年还低90多万吨。1961——1965年五年平均总产,只有15190万吨,比前5年平均水平(19033万吨)低20.2%。油料、黄麻、红麻、桑蚕茧、柞蚕茧、茶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不及1957年(党史二卷741页)。

  

   黑龙江省1965年的农村副业产值只有2.25亿元,比13年前的1952年减少37.2%;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0.5%,比13年前降低7.9个百分点。1963——1965年,3年农民人均年均收入只有65.4元,比前3年平均水平降低2%;比1957——1959年平均水平降低9.0%,比1952——1956年平均水平低16.6%。陕西省渭南地区的副业产值1957年后出现滑坡,1962年比1956年减少21.6%。

  

   第五波“割尾巴”发生在“文革”中期。

  

   1967年3月31日和4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改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相继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三自一包”说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吹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再次把“三自一包”说成“迎合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助长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投机倒把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自此,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所谓“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三自一包”的大批判,开始从理论上为新一波“割尾巴”造势。

  

   与之相呼应,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转变为阶级斗争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1967年9月和1968年10月的昔阳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上,陈永贵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斗私批修”的结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宣传大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的做法,并把这些做法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期间,昔阳县的“割尾巴”非常彻底。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大寨大队早在1963年就已经收回;1968年,大寨公社在全社范围内收回;1970年,昔阳全县全部收回。集市贸易:本来就很少,1967年开始关闭,到1970年在全县范围内取缔。社员的家庭副业:大寨大队在1963年取消,昔阳全县在1967年取消。新口号不断出现:山沟里的资本主义、院子里的资本主义、家庭资本主义、房前屋后资本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等。树下搂把叶叶,地里捡把茬茬,都是资本主义。大寨党支部代表在1974年北京军区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说,资本主义是韭菜,割不解决问题,必须斩草除根。

  

   在大寨和昔阳经验的影响下,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下,程度不同开展了“割尾巴”运动。

  

如:黑龙江省许多地方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掉。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对社员家庭饲养猪、禽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只准养一两头猪,几只鸡;把老母猪肚子说成是“资本主义小银行”,不准个人养母猪。宝清县尖山子乡东红村不许社员养母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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