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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陶军:学术视域中的国家科研资助

——以人文社会科学资助为主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7-12-13 00:15:43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陶军  

   摘要:  国家科研资助是授益性的行政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资助相比,它具有更加鲜明的竞争性、专业性、引导性、责任性等诸多特点。国家实施科研资助具有实现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学术活动利益的双重目标,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语境下,积极保障公民学术活动利益有利于学术繁荣。我国现行科研资助体系在形式和内容上正日益完备,但从激励学术创新创造活力、调动学术研究积极性及实现学术受益权能上分析,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系资助管理在法定性、平等性、专业性、公正性、自主性等方面仍存在亟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之处。

   关键词:  学术活动;国家科研资助;人文社会科学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制定了简化预算编制、加大绩效激励力度、不设劳务费比例限制、允许结转结余资金留用等重大利好政策。至此,学界对进一步放宽科研经费管理的期盼得以实现。国家科研资金管理从严格限制于科研条件支出,到允许一定比例的劳务补偿,再到准许开支绩效奖励,通过对经费管理政策的具体调整,体现出国家对科研资助管理方式的转变。

   国家科研资助计划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同时也对应各类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并不充分,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多为基于政策梳理、立项情况统计、国外情况介绍、程序制度分析以及经费和成果管理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分析,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科研资助现实状况缺乏深入调查,特别是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状态的相关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均亟待加强[1]。

   本文拟对国家科研资助行为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探讨,并结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科研资助的实际状况,对保障和实现公民学术活动利益进行评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一、对域外“学术自由权利”的考察

  

   (一)国外的“学术自由权利”的定义

   考察外国宪法文本和历史变迁可以发现,西方的学术自由权利有其明确宪法法律依据和完整权利结构,并被大量宪法和法律判例所确认,其内涵和特征有别于“文化权利”,也不能等同于思想或精神自由,而是宪法规定的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自由。不少国家宪法规定学术自由权的享有主体为全体公民,其中大学及其教师为其事实上的主要享有者。学术自由权利的内容一般包括研究自由、讲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从更宽泛的层面,学术自由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学术活动自由,包括研究、发表、交流、教学、学习,及其日常学术管理等辅助或派生活动;(2)学术观点、思想的形成和表述自由;(3)获取必要学术活动资源的自由,如学术职业安全、学术场所和条件保障等[2]。

   (二)国外“学术自由权”的属性

   国外的学术自由权利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义务,为学术研究提供相应的物质和制度保障,使学术自由权利能够真正得以实现。“在学术自由权具有客观价值秩序作用下,国家负有两个义务,一为国家提供人力、财力……以实现或促进学术及其研究,亦即应提供一个能够发挥学术功能的机构;二为应提供适当组织性措施,使学术活动自由不受侵犯”[3]。从历史渊源来看,最早作为习俗权利的学术自由是纯粹的消极自由;从概念形成来看,学术自由最初指教师的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大学生的学习自由和大学自身的自由。19世纪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大学和科学研究开始进入社会中心,只有在国家积极促进和保障的基础上,学术自由才能得以立足,这赋予了学术自由积极权利的属性。从学术自由的发展现实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国家的积极保障[4]。

   (三)西方“学术自由权”的实现

   学术自由权利的积极权利或受益权,是指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经由国家之给付义务而获得利益的资格。受益权能直接对应国家在公民实现自身权利中应予履行的给付义务,是一项请求权性质的权能。“积极权利的性质,为科学研究者获得国家物质和制度保障提供了请求的基础。”[5]从防御权能扩展到受益权能的过程,反映了近代以来国家在科学研究事业中所扮演角色的逐渐转变。

   现代社会中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域,必须仰赖于高额的经费支持,如果得不到财政上的补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研究自由也具有‘社会权’的性质,须依赖‘国家’给予的给付。因而,‘国家’也负有积极奖励和补助学术研究(科学技术之发明)的义务,即‘科技促进义务’。”[6]


二、国家鼓励和帮助公民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文化活动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传统上,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文化权利”条款,“科学研究”只是其下位范畴和组成部分。该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及“其他文化活动自由”,与外国宪法文本中独立规定的“学术自由”在某种意义有接近之处,但却又有不同。在我国国家科研资助中,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公民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权,但这种权利与西方语境下的学术自由权不能混为一谈,尤其要有选择地借鉴,切记不要囫囵吞枣,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袪除其中的不合理甚至与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牾的成分。

   国家对学术自由权利履行的给付义务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提供公共设施或组织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等,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安身之所、职业保障和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条件等;二是为学术研究活动提供资金资助和物质帮助及其他服务,使学术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7]

   获得国家积极帮助的学术权利,在我国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第9条:“国家加大财政性资金投入,并制定产业、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全社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持续稳定增长。”该法第59条规定:“国家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全社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应当占国内生产总值适当的比例,并逐步提高。”

   国家运用行政权力通过公共财政资金的分配,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提供物质帮助,即资助科学研究,是对学术自由权利的积极促进义务。


三、我国科研资助的价值及学术权利保障权能

  

   (一)国家科研资助的基本含义

   通过物质帮助的方式鼓励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是我国科研管理部门的任务。作为一种行政资助行为,国家科研资助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而由国家行政机关等主体,运用公共财政经费,对公民或组织等主体提供资金或其他财产方面利益的行为。

   通常意义上的国家科研资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指国家通过政府机关或专门机构,以科研项目或计划形式下达的专门面向科学研究的政府资助,它经常以专门基金形式设立,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同时也包括国家部门、地方政府常态化设立的各种科研项目资助体系。广义上,可不单指专门针对科研项目或科研计划的资助体系,也包括国家对科研平台、人才队伍、学科建设、成果出版等科研相关方面的资助,例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实验室、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出版基金等。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家科研资助还包括国家向高校一揽子拨款中的科研资助部分,如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经费等;甚至还可包括国家对高校的教师工资、设施设备等常规教育事业拨款,以及时下兴起的国家部门、地方政府与对大学共建或合作中投入的科研支撑经费。本文对国家科研资助性质和特点作一般性讨论时,主要取其广义,包括各类资助形式;对现有科研资助体系作深入探讨时,主要取其狭义,以较具典型意义的项目资助体系来作例证。

   (二)国家科研资助的价值

   国家科研资助的价值可以回到其历史背景和功能基础来考察。亦即,弄清国家科研资助何以产生、为何产生,其价值功能就容易不辩自明。

   1.国家职能扩展——公共利益考量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西方国家职能不断扩张,“社会国家”“行政国家”“福利国家”理念兴起,国家职能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在我国,传统的“全能政府”“计划经济”观念影响较为深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传统观念正在被更新,“市场化”“社会化”在一些公共行政领域受到重视,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领域仍确定由国家主导。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更对人类自身进行知识教育和文化塑造。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及其带来的知识更新,一方面培育着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一方面带来影响深远的技术创新,无疑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重大公共利益。科研创新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支撑和引领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大业。国家必然要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步骤,将科学研究纳入管理范畴,通过科研资源配置和相关政策指导,引导和调整科学研究活动。国家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必然要以公益性目的为其行为正当性的价值基础。

   2.科研需求发展——公民权利彰显

   学术研究一般不进行生活产品的直接生产,依赖于外在的其他系统的相应资源供给,具有天然的资源依附性。在前近代社会,学术活动个体化、零散化,甚至只是闲情逸致和文人自娱,自然也不存在对学术活动的专门资助制度。我国古代讲求“学而优则仕”,重仕途而轻学术,学术研究本身难以获得独立地位。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专业化、组织化的科研模式兴起,重大成果的产生依赖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稳定的职业保障,社会科学研究也大规模开展社会调查或行为实验,需要巨额的经费投入。同时,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特别1997年中国签署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件对人权的确认,国家采取正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实现。我国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同步推进,特别是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宏大背景之下,政府权力正不断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公民学术活动权利的规范日臻完善。

综上所述,国家实施科研资助是要实现双重利益,即由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组成的二元目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9条规定:“国家遵循科学技术活动服务国家目标和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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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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