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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再说袁世凯的“皇帝梦”

更新时间:2017-12-12 18:05:29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一百年前,1916年3月22日,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称帝计划。这个计划从头年12月12日出台,原订在过了年的1月1日改元“洪宪”,至此算来83天,被后世史家叫做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如今虽然国人都知道当年老袁有过这么一档子事,但对历史的具体场景却大多淡忘了。没有了对历史的具体记忆,也就没有了史学鉴往启来的功能。所以今天再说说袁世凯的“皇帝梦”,还有一定意义。

  

   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袁世凯是逆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他称帝失败,在举国声讨中,没几个月就忧愤而死,又像一个可怜虫。但真实的袁世凯,百年前曾是“响当当”的强力人物,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无人能出其右者。进入20世纪,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袁氏,在“庚子事变”中头脑冷静,处置有方,继而成为“新政”的得力台柱,他操练新军,创建巡警,开办学堂,修筑铁路,直至主张立宪,俨然是表现突出的开明能臣,毫无顽固保守之气。袁氏的人生高潮在辛亥年。武昌反清暴动后,多省民军纷纷响应,形成全国内战之势,清廷启用袁世凯挽救危局,他最终说服隆裕太后和平交权,结束帝制,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连孙中山都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可见他出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众望所归。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开倒车”之路的呢?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就说不大清楚这个问题。

  

   平心而论,袁世凯执掌最高权力后,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在强邻日本以“二十一条”征服条款威逼之下,他隐忍“国耻”与之缠斗,密谕百官“苟利国家,死生以之”,表现了一颗爱国心。但袁氏毕竟是旧体制旧文化中人,对现代共和民主制度及其思想学说,缺乏系统认识。在这方面,他远不及同为清廷臣僚的郭嵩焘、张树声等人。他以乾纲独断、勇于任事为长,而这在民主政体中恰恰要受到制约。《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院,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要有国务院签名副署方能生效。民初国会,国民党议员占多数,袁的法令也很难获得通过,恶性政治纷争不断。几年干下来,他对外国顾问莫理循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袁的另一位外国顾问古德诺的话倒是让他很觉入耳,这位美国法学家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民众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经验,习惯于专制统治,尚不具备共和制所要求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因此更易于行君主立宪。古氏还对拟订中的宪法提出意见,说对总统权力限制太多,不利于维稳和解决内政外交诸多问题,中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世凯既要做政治强人,想把权力不受制约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周围的各色人等便猛劲鼓捣起来,怂恿他走“做皇帝”的回头路,且各怀不同的目的。梁士诒屁股不干净,有贪腐行为,又知老袁肃贪手狠,眼看“五路参案”要牵查到自己,就拼命为袁效力以自保。黎元洪派则是袁的潜在竞争者,他们中有人明知称帝倒退丧民心,却故意挖坑,让袁往里跳,可谓“高级黑”。至于杨度等一批学者献媚权力,吹捧袁大总统,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以便投机往上爬,乃是社会常见现象。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自己没有本事,却有政治野心,想在老爸称帝后,当上“太子”。

  

   袁世凯作为清季一介“能臣”,处事有些不被蒙蔽的经验,他还常对僚属和子女们显示自己“接地气”的自信。但事实证明,人一旦居于最高权位,被层层揣摩上意、阿谀奉承、别有用心者所包围,要想与外部世界信息完全对称是很难做到的。

  

   1915年暑期,身兼中国政府法制局顾问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来华逗留两个月,他应总统府要求写一政治体制比较研究的“备忘录”,在说了上述那些话后,古氏强调在中国已然选择了共和制的情况下,如要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不可引发政局动荡。这种君主制应该是立宪的而非专制的,要制定严格的政治继承法律,且君主立宪也不是对中国问题“一试就灵”,所以究竟何去何从,条件备否,得由“既熟悉中国,又对其未来发展有责任的人士”来决定,自己作为外国顾问“难以回答”。袁世凯身边的人,把这篇原供高层内部参考的“备忘录”,译成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在报端公开发表。杨度等人就此大做文章,宣称“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这样断章取义地一说,就把古德诺给装了进去,弄得古博士老大不愿意,可社会影响造成了。杨度们成立的“筹安会”,还把著名学者严复的名字添列其间,严虽政治观点主张渐进改良,并没有吹捧过袁世凯,在他学生的拉扯下就这样被政治利用了。杨度又炮制题为《君宪救国论》的文章,从民族主义高度,说只有君主立宪,才能强国富国救国,抵御外敌。言外之意,不同意这样做的人,就是不爱国。袁克定更胆大包天,他知道老爷子警惕日本,竟伪造了一份日资办的《顺天时报》放到总统办公桌上,报上的文章也对中国实行君宪制表示赞同。

  

   古德诺说恢复君主制必须经过国民的同意,袁世凯对此原无把握,心中矛盾,犹豫不决。可是经过袁周围的人积极运作,各级官僚奉捧迎合,舆论和“民意”就被制造了出来。很快,颂扬袁大总统英明伟大的宣传出现在全国城乡,各色人等的君宪请愿团、劝进团也越来越多,连北京的乞丐妓女都被组织起来,拿着小旗,到新华门跪呈劝进表,请求大总统顺应民意,早正大位。在民间热烈气氛下,各省巡按使纷纷表态拥戴,尤其军界的段芝贵联合19省将军、督统、护军使一齐劝进表忠心,这让老袁心里踏实了不少。既然是民国了,民主程序一定要走。梁士诒等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地选出了“国民代表”来北京开会,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赞成实行君主立宪,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美其名曰的“国体改革”就这样“依法”通过了。

  

   与杨度等人投机逐利形成鲜明对照,著名学者梁启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对社会上的帝制闹剧表示反对。他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自己早年就主张立宪政体,视其为社会进化的产物,至于立宪政体之上是共和国体抑或君主国体,其实并不重要。今天中国既然选择了共和国体,就不应该再来一次变更折腾,变国体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还质问杨度:你们声言立宪尊法,而搞这种国体“革命”,尊的又是哪一法律?读梁启超文章,能感觉到他揭露了在大张旗鼓“变国体”的背后,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售其奸,所谓君主立宪是假,欲行君主专制才是真。袁世凯身边人企图用重金收买,劝梁不要发表该文被拒绝,梁不久冒险潜往云南,同他的学生蔡锷等联袂起兵反袁。接着贵州、广西等省也宣布脱离中央,“护国战争”之焰很快蔓延开来。

  

   这时那些刚刚向上峰表过忠心的官僚政客、北洋将领们,却没有一个愿为老袁担责卖命,有的还公开背叛倒戈了,战事对袁日渐不利。特别是国际社会均不承认中国变更国体,“洪宪”字样的外交文书都被退了回来,这对老袁打击最大,迫使他不得不宣布撤销称帝计划,废止“洪宪”年号。撞墙之后,急火攻心的袁世凯很快病倒,临终前他承认犯了错误,并说一些人坑了他。

  

   袁世凯走到这一步,当然他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究其根源还是“取天下以私之”的旧思想作祟。梁启超曾经劝告袁氏“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而他却恰恰选择了后者,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载于2017年1月13日《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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