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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博古与遵义会议

更新时间:2017-12-12 17:42:27
作者: 陈益南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常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去赞同他人的意见。

  

   (四)

  

   遵义会议的情况,博古更是显出了他的大度。

  

   这种大度,不是糊涂,也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而这种理智,其核心,则是顾全大局,接受现实。

  

   大度与理智的具有,既赖以天赋之秉性,也因后天学识的滋养。

  

   召开遵义会议,是此前二个月的黎平会议,之中所作的一个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显然,博古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很为重视的,因此,他用心准备了一个报告。

  

   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在中央“三人团”中,更是要管政治。因此,博古的报告,显然仍是习惯性的一种全局式的思维,从种种客观情况上,分析形势、捡讨错误。

  

   现在看来,博古的报告,的确缺乏对当时中共与红军最紧迫的军事失利问题,给予重点的反思。因而,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为他在会议上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提供了条件。

  

   也许,当时博古认为军事问题,会有专职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接着来作副报告,所以,他会谈那么多客观的政治形势情况。

  

   周恩来的副报告,的确重点谈了军事中主观性问题,捡讨了中央“三人团”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按照中共很多会议的惯例,也许不过就是由参加会议的人,再各自谈一些看法,用具体事例批评中央“三人团”的某些军事指挥错误,提出一些决策与指挥上需改进的建议。

  

   然而,作为非“三人团”成员的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以他在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议后,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打破了会议的一般流程,使会议即刻升温,迅即进入到矛头直指博古与李德的严厉批评阶段。张闻天的发言,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央“三人团”在反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而且,将他们的错误性质,也上升到军事路线的高度。

  

   随后接着发言的毛泽东,则用详细分析以往中央红军的种种军事失利情况,支持了张闻天所说中央“三人团”是犯了“军事路线错误”的指控。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只有中共中央的六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其中有三位还是政治局常委。

  

   在遵义会议上,一个常委(周恩来)承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的确是犯了错误,一个常委(张闻天)则批评“三人团”是犯了系统的军事路线错误,二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跟着赞同了张闻天的观点。

  

   这种局面表明,不论是从中央常委层级,还是政治局层级,认为“三人团”的军事指挥犯了严重错误,已是大多数的共识。

  

   对于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博古是只承认军事上犯有个别错误,只承认对李德的越权,有些放纵,但并不认为是犯有系统的军事路线错误。

  

   因此,面对中央多数人达成共识的指控,显然,博古的心情不会愉快。

  

   当时,谁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不会有愉快。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他终究也是能有权,可将他人即便再严厉的意见,搁到一旁,不予理睬,顶多只要自己今后自行改正即是。因为,从组织体系上讲,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总书记职务,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并不是批评他的人所委任的。批评他的人,并没有权力撤消他的总书记。

  

   就是说,如果博古固执的坚持己见,遵义会议的结果,则完全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离遵义会议24年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几乎又重演了遵义会议上的一幕:为赞同彭德怀元帅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他作了一个八千多字的长篇发言,批评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种种失误。

  

   然而,众所周知,张闻天的这次发言,给他带来的,不是中央主席的认错,不是大跃进方针的改变,而是被打成了所谓“反党集团”头子,致使他从此陷入重重苦难,一直到他人生的尽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二者自然是有种种的不同。

  

   但是,前进的事业遇到了大麻烦,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麻烦,以及与会者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提意见等,这些大背景,却有相似性。

  

   不同的是,遵义会议的结局是: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博古,没有做一个拒不接受他人意见、或反而以势压人、蛮横坚持己见、甚至打击批评者的粗暴专权者,而是默默的接受了政治局多数人不支持他的现实,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半个月,在没有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向中央交出了他负总责的权力。

  

   可以说,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的确是得益于博古的大度与理智 。

  

   继续证明博古具有大度心襟与理智聪慧的是,在交出了中央负总责权力之后,他并没有什么消极的表现,相反,在此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时,立马即能尽心尽责,积极工作。为在红军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他个人还亲自出马,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上,向全军宣传新中央的精神。

  

   此后,不论是在会理会议中,坚决维护毛泽东对军事领导权的鲜明态度,还是在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决批评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一切都表明了,博古的确没有因为自己个人曾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的批评,就会不顾党的利益,就会丢弃党的大是大非原则。

  

   (五)

  

   研究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总书记的那段历史,就可以看到,博古无疑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正是由于他果敢而临危受命,并用尽全力主持被狂风巨浪所折腾的中共首脑机关,从而使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得以能继续有效运转,中共的革命事业不致中断、夭折。在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他也是殚精竭虑,积极参入到发展与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之中,推动了全国几大苏区的蓬勃发展。

  

   博古如果不是德才兼备,1931年7月中共中央危难之际,周恩来是不可能选定他作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因为,按资历、他远在卢福坦之下;按年龄,张闻天更显成熟。但周恩来的慧眼,偏偏推举了时年只 24 岁的博古,来做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无疑,当时即富有中央工作经历的周恩来,其人选决定,必是深思熟虑之举,绝不会是盲目的任意而为。

  

   但是,现在看来,博古在当时,的确也不是做中共第一号领袖的最合适人选。虽然,1931年7月时,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系统中,是最适合做中央总负责的人。

  

   因为,1949年前的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尤其尚是一个需要以军事斗争来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故而,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中,“统帅”的理念,要高于“总书记”的职位;军事素养的应变基因,要多于只按常理出牌的思维习性。

  

   统帅的思维与行事,是重在多计利害,强调令行禁止,而不允部下有什么反对意识。

  

   军事素养的基因,则是对包括军事活动这类不确定性事情,有着强烈的兴趣。

  

   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在为毛泽东辩护时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说的就是这个军事素养基因。【6】

  

   同样,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之所以站到了张闻天、毛泽东一方,显然,也就是因为他在近二年的战争经历中,察觉到了博古在这方面的差距。

  

   历史证明,博古在这二个方面,的确均有不足。

  

   他的为人过于宽容,故常显随和有余,威权不足,由此则导致了他的意见不能畅通无阻,并易遭同事反对。张闻天虽是中央常委,但在与博古意见不同时,居然能不顾及博古是中共最高领袖的现实,可以不考虑博古的权威,却与博古发生争吵,最终还会弄得二人不欢而散,即是一例。

  

   作为最高领导人,没有去成为事实统帅,直接管军事,而让一个本是顾问的李德,越权把持了全党的军事指挥。显然,说明博古对军事问题的兴趣,的确不足。

  

   这二个方面的不足,若在和平环境中,根本于事无妨,甚至有些还是个人优点。

  

   然而,在战争年代,则的确是领导人的硬伤。

  

   所幸,吊诡的历史,常是演出“成也萧何,败也何”的一幕。

  

   不是最适合做统帅的博古,却以他的大度与理智,让遵义会议得以成功,使中共在历史紧要关头,能顺利、平和地开启了更换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一步,从而为具有统帅素质的中共领导人,全权接掌指挥中共军事活动,铺平了道路。

  

   2017/12/12修定

  

   ——

  

   注释:

  

   【 1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10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 】《刘英自述》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3 】《博古和他的时代》(上)第27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 4 】《博古和他的时代》(补充版)第3页《邹贤敏:博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

   【 5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 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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