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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洪 段宏磊:消费者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嬗变与未来改进

更新时间:2017-12-12 00:20:12
作者: 刘大洪   段宏磊  
但根据《产品质量法》,消费者却有不甄别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过错归属,径行自由选择赔偿责任主体的权利[18],这一权利是否能在惩罚性赔偿领域中适用?另外,消费者是否有权同时向二者提出请求?如果有权,生产者与销售者是依比例还是连带承担这一赔偿责任?是否有内部追偿的权利?内部追偿又遵循着何种责任分配标准?《食品安全法》对此均没有作出规定。另外,在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上,新旧《消法》的“颠覆类型”均为消费者,新《消法》的“标准类型”则扩张为消费者和其他受害人,但无论新旧《食品安全法》,请求权主体却都只局限于消费者,这便造成在本意图于加重保护的食品安全领域,反而无法对非消费者受害人适用惩罚性赔偿。在适用范围上,旧《消法》为“有欺诈行为”,新《消法》还增加了“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特定侵权行为,但无论是新旧《食品安全法》,其基本适用条件都只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便造成在食品安全的消费者保护领域里,只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才适用《食品安全法》上加重了的赔偿标准,而其他食品缺陷则只能适用新《消法》第55条两款的不同规定,这种不科学的区分标准显然不符合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基本逻辑,更导致在某一食品尚不存在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下,则根本豁免了《食品安全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类似的困惑还出现在法释〔2003〕7号与《消法》的关系上,如前所述,法释〔2003〕7号在形式上是《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但其中的若干规定明显与《消法》存在渊源,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完全承袭自旧《消法》规定的“颠覆类型”(第14条第2项)和对《消法》规定进行限缩和调整的“变通类型”(第8、9条)。在2013年新《消法》已经出台的背景下,“颠覆类型”的赔偿标准已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法释〔2003〕7号的若干规定将如何适用?比较理性的做法是,按照相似情况相似处理的原则,以相应的比例提高法释〔2003〕7号中规定的增加赔偿标准,这便能继续延续法释〔2003〕7号变通性适用《消法》的逻辑。但可以想见,在新《消法》生效的2014年3月15日后,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绝不会如此,而是在商品房买卖领域仍然继续适用法释〔2003〕7号的规定,除非有新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对法释〔2003〕7号进行了废止。表面上看来,这种做法虽然于法理不符,但毕竟没有产生适用上的困难,但鉴于新《消法》第55条第2款已将“标准类型”纳入,由此便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商品房购买案件中发生了符合新《消法》中所规定的“标准类型”之适用情形,能否直接援引新《消法》的规定予以裁判?如果不能适用,则相当于以法律解释的形式错误限缩了《消法》上“消费者”的范畴;如果能适用,则可反推商品房买受人是属于消费者的,新《消法》上的新“颠覆类型”亦可适用之,法释〔2003〕7号中的相关规定则实然上被废止,其变通适用《消法》以解决因商品房价值过大所造成的过度威慑的目的则将受到颠覆。

  

四、改进方向:立法类型的联动与整合

  

   (一)《消法》进行示范性修正

   解决当前立法碎片化所致的适用困难的方案是,对多类型的立法进行统筹整合,构建起一个体系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消法》实际上具有基本法的地位,其他立法构成其特别法,因此,建立一个体系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要义首先在于确立《消法》制度的示范性效应。换言之,应当以新《消法》中的规定为基准,其他特别立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应调整,如进行赔偿标准的提高或降低、适用范围的扩张或限缩等等,但要在法条文义上保持基本语法的承袭和贯通,不能完全架空前者以新设标准,否则会增加法律冲突和适用困难的可能。在这方面的正面例子为法释〔2003〕7号对旧《消法》的变通性和限缩性适用,在新《消法》未出台的时期内,二者并行不悖,未发生任何适用困难;反面例子则为《食品安全法》,其超出《消法》上“欺诈行为”的基准,另设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新规定,从而导致适用困难。由此可见,《消法》中的规定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示范性作用,必须在立法技术上做出极高苛求,方能保证惩罚性赔偿体系上的完备和精准。

   新《消法》以两款内容分别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颠覆类型和标准类型,第1款的实质为法定赔偿标准,尽管它并不真正具备惩罚性赔偿的实际性质,但赔偿标准的刚性规定确实降低了消费者证明自己实然损失的举证责任成本;而最低赔偿额五百元的创新性规定,则消解了旧《消法》在标的价款较低时威慑不足的缺陷。因此,这一颠覆类型,作为消费者维权制度体系中的有效构成,应当予以保留。第2款的规定则构成了惩罚性赔偿的标准类型,它的引入改变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长期缺乏典型立法的现状,是综合发挥“激励”、“威慑”和“惩罚”作用的最典型制度。因此,总体而言,笔者肯定并支持新《消法》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上做出的改进。两种类型制度的综合配套有利于消费者损害赔偿体系的完善,其特点是:第1款适用于损害较小的一般违约责任,将呈现出适用案件多、赔偿数额少、消费者维权成本低的整体特点;第2款则适用于惩罚性赔偿真正应发挥作用的侵权责任,将体现为适用案件少、赔偿数额多、威慑和惩罚效果好的特点。

   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两款制度设计仍然存在由于规定不细致而存在的适用难点,应当在修法或制定司法解释时对以下问题予以明确:首先,标准类型所适用的侵权行为是“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从立法语词可显见,该行为本身亦是颠覆类型下“欺诈行为”的一种体现,这便产生颠覆类型与标准类型中的惩罚性赔偿能否同时主张的疑问,学界多数持肯定说[19],但这违背我国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请求权竞合时通常不能同时主张的惯例[20]。另外,惩罚性赔偿由于超出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而被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法上的“罚金”性质[21],因此,“对一个行为适用两种类型的惩罚性赔偿不符合一事不二罚的法律适用原则”。{16}立法或司法解释应对此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其次,立法也未明确消费者同时面临生产者和销售者时,是否有权不区分过错归属径行选择责任主体的权利,建议明确赋予消费者这一选择起诉的权利,而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则可依据过错程度相互追偿各自应承担的赔偿比例。

   (二)《食品安全法》和法释〔2003〕7号进行联动修正

   在《消法》作出示范性改进的前提下,法释〔2003〕7号、《食品安全法》应做出相应的联动修正。其指导思想是在不改变《消法》所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按照食品消费领域和商品房消费领域的具体情况对赔偿数额或适用范围进行“微调”。“微调”的原则是不能改变《消法》的制度语境另设标准,否则将再度引发规范冲突,并会导致制度设计冗繁,从而增加不必要的守法和执法成本。

   对于法释〔2003〕7号,首先应当改变它与《消法》关系的不明状态,最好以类似于《食品安全法》这一消费者保护特别立法的形式,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制定新法,明确商品房买受人的消费者身份以及该法的《消法》特别法地位。只不过与《食品安全法》基于“乱世用重典”从而提高赔偿标准的做法相反,该特别立法应基于商品房标的价款较高的特殊性,以防止过度威慑为目的适当降低或限缩《消法》确立的赔偿标准。首先,对于法释〔2003〕7号第8条、第9条的内容,应将其增加赔偿数额的确定以附加上限的浮动比例标准进行设定。具体来说,应将“损失+最高一倍标的价款”的赔偿标准改为“损失+最高一倍损失”,即出于防止过度威慑的目的,其赔偿标准仍然设定为最高一倍,并不根据新《消法》提高的比例而提高,且法官仍有权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其次,对于法释〔2003〕7号第14条第2项的规定,其适用于房屋面积误差比超过3%时的情形,赔偿标准则与旧《消法》中的“1+1”赔偿标准相一致。对于此条,应当比照新《消法》中的颠覆类型予以同步修改,即将增加赔偿数额改为3倍标的价款。之所以将其与第8条、第9条的赔偿标准予以区分,是因为后者的基准赔偿数额是全部“已付购房款”,由于房地产价值较大,直接适用新《消法》标准会显失公平,因此进行了赔偿标准的限缩;而前者的基准赔偿数额是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购房款,其数额大小与经营者违约程度(面积误差比大小)成正比,且除非经营者已到了根本性违约的程度,否则基准数额并不会过大,直接适用新《消法》提高了的赔偿比例有合理性。

   法释〔2003〕7号的上述改进实际上是在保持新《消法》第55条第1款的制度设计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在商品房购买领域对赔偿标准予以降低的结果。除此之外,还应比照新《消法》第55条第2款的标准类型,另设立在商品房购买过程中由于特定的故意侵权所造成的较高赔偿标准,如房屋显著不符合安全标准(“楼脆脆”)造成的恶性侵权责任,即显然符合此种立法需求。在经过此制度设计后,商品房购买中的惩罚性赔偿便实现了与《消法》两种类型并立的结构的同一性。按前述《消法》改进的逻辑,这两类惩罚性赔偿的责任主体亦应扩展至存在侵权行为的商品房的生产者。

   至于《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亦应遵循类似的逻辑进行修正:首先,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设计应与《消法》规定靠拢,即分设欺诈行为下的惩罚性赔偿颠覆类型和特定侵权行为下的惩罚性赔偿标准类型,分别在《消法》规定的赔偿标准之上相应提高,这便既能改变二法因适用范围不同造成的适用困难,又能在《食品安全法》中贯彻提高赔偿比例的逻辑。目前《食品安全法》中确立的可以交由消费者自由选择赔偿标准的变通类型,可以考虑沿用至特定侵权行为下的惩罚性赔偿中,从而使消费者可以在节省举证成本或提高赔偿比例中进行自我抉择。其次,请求权主体亦应依照《消法》的规定作出改变,对于具有违约责任性质的欺诈行为下的颠覆类型,其请求权主体局限于消费者;但特定侵权行为下的惩罚性赔偿,其请求权主体则应扩张至消费者以外的其他受害人。最后,参照《消法》的前述改进建议,赋予消费者选择起诉生产者或经营者的权利,而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则可依据过错程度相互追偿各自应承担的赔偿比例。

   前述一揽子改革建议能显著改变因为规范的碎片化所造成的适用困难问题。目前消费者保护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但存在三种标准不一的类型的并行,而且在各类型内在之间也存在混乱和冲突的现象,而依笔者建议改革后的制度体系,则实际上是完全以《消法》的两款规定为基准,设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两个大类别,其他若干特别立法均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本领域特殊情况的变通适用。这既简化了规范体系,又根本上消除了存在适用冲突和困难的可能,可以通过表格2总结笔者的改革方案。当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进程的深入,我们将来可能还要在除商品房销售和食品安全以外的其他领域进行消费者保护的特殊立法,如果有必要引入新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应当按照笔者的建议,遵循前述逻辑,按照《消法》两种基本规定的模式进行立法,并按照新领域的特殊要求,相应调整各自的适用范围或赔偿标准。但是,要吸取教训,在任何消费者保护的特别立法中保持制度框架的异质性,不创设新的标准,防止由于规范语境的不一致再次产生适用困难的情形。表格2(略)

  

五、结语

  

   我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而渐进形成的,其制度构建过程是基于经济现实的“倒逼”而非学理上的先知先觉,理论准备的不足和现实对制度的迫切需求致使立法中实用主义倾向的形成,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适用困难。从《消法》出台的1993年算起,至今已二十余个年头,立法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充分互动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来自于本土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关键的时节,对琐碎的惩罚性赔偿立法进行联动和整合非常必要。本文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索,希望能启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思索,对我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惩罚性赔偿立法改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刘大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宏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出处:《法律科学》 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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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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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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