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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洪 段宏磊:消费者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嬗变与未来改进

更新时间:2017-12-12 00:20:12
作者: 刘大洪   段宏磊  
所以它被视为一个比商业合同欺诈更严重的问题”,{13}110进而表现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色彩。且新旧《消法》均在第8条、第9条和第10条依次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悉真实情况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经营者欺诈行为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些权利,将其视为侵权责任并不违背法律文义解释之逻辑。但即使如此,这些适用情形也与典型惩罚性赔偿适用时的侵权人存在“邪恶动机”和“可耻行为”相去甚远。

   当然,在消费者权益极易遭受侵害的当下,将惩罚性赔偿扩张至这些并不明显具有恶性的行为,也符合理性。但在适用范围之外,这几类立法在赔偿标准上亦存在可商榷之处,(1)(2)(7)中的基准赔偿数额均不是消费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是标的价款,这只是一种“原合同债务”,它通常并不能完全覆盖实际损失的范围。“原合同债务是当事人事先规定的义务,而损害赔偿责任是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原合同债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一种民事法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14}639

   在很多情况下,标的价款都是小于违约责任赔偿范围的。在基准赔偿数额难以涵盖全部实际违约责任损失的前提下,无论在此基础上增加赔偿1倍(旧《消法》标准)还是3倍(新《消法》标准),“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实际损失”的公式都不必然得到实现,这充分证明了此种类型的立法难符惩罚性赔偿之实质,与其说它们是惩罚性赔偿,毋宁说是一种法定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此一定性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也可找到佐证。《合同法》首先对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随即在同一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消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按照法律逻辑解释与系统解释的基本方法,此处第2款的规定系承接第1款做的补充规定,第2款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与第1款的规定同源,都是违约责任下的损害赔偿范围,只不过在《消法》中对它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做出了特别规定。立法之所以做出这种特别规定,其实质目的在于省却消费者举证自己实际损失的责任,从而非常简便地直接适用特定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这便能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经(1)(2)(7)计算标准获得的赔偿数额由于遵循了与实际损失完全无关的计算方法,其实际赔偿结果既有可能大于或等于实际损失,又有可能小于实际损失,因此难以符合赔偿的“惩罚性”之实。如果消费者按照法定计算方式仍无法涵盖全部因违约责任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了请求更高的赔偿额,他只能转而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求,同时也必须承担证明自己遭受更大损失的举证责任之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消法》的规定便失去了适用性。

   综上,颠覆类型并非完全不具有制度正当性,但由于适用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异于理想范型,它们无法真正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既定功能。这从旧《消法》“1+1”赔偿标准的适用情况上即可得到印证,旧《消法》的所谓“惩罚性赔偿”只是催生了王海等职业打假人,典型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激励”、“威慑”和“惩罚”等功能并没有明显体现。“两倍的数额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标准偏低,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制约。”{15}466究其原因,莫过于应然的惩罚性赔偿是以受害者实际损失为基准数额进行计算的,旧《消法》和法释〔2003〕7号第14条第2项中“1+1”的规定完全起不到加倍赔偿的作用。新《消法》则将标准提高到了“1+3”,且设置了最低500元的赔偿标准,不得不承认,标准的提高和最低赔偿基准的设计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法定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期望其发挥充分的激励消费者维权和威慑违法行为的作用,也必然是望梅止渴。

   (三)惩罚性赔偿的变通类型

   除了标准类型和颠覆类型之外,我国还存在一些法律规定,它们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全符合惩罚性赔偿的理想范型,但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确实具有明显惩罚性,从而保证制度功能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便是变通类型。它们包括旧《食品安全法》96条第2款((4))、新《食品安全法》148条第2款((5))和法释〔2003〕7号第8条、第9条((6))。(4)(5)(6)与标准类型的区别在于基准赔偿数额与增加赔偿数额不存在明确的比例关系。理想范型的惩罚性赔偿以两种方式确立基准赔偿数额与增加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即浮动比例标准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或恒定比例标准中的立法明文规定。单从立法语词的使用来看,(4)和(5)类似于恒定比例标准,(6)则类似于附加上限的浮动比例标准,之所以附加上限,是为了防止商品房的高额标的价款造成赔偿力度过大。在理想范型下,无论是浮动比例或恒定比例,其要旨均为确保赔偿标准与实际侵权情势相符这一比例规则。但在变通类型中,增加赔偿数额的确定是独立的,与基准赔偿数额的大小不存在直接关系,以最典型的旧《食品安全法》中的规定为例,其基准赔偿数额虽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但增加赔偿数额却不是该实际损失的特定比例,而是雷打不动的标的价款的十倍。这便导致在因侵害人加害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赔偿数额并不因此而必然提高。“食品价格的高低与食品消费者受害程度并无必然的联系,仅以食品价款为赔偿基数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而不考虑不安全食品所造成的损害大小,则难以体现《食品安全法》所应有的公平正义价值。”{16}比如,某超市销售的食品单价为10元,甲乙二人各自购买一份,甲在食用前发现食品明显变质,乙却未予发现,食用后导致食物中毒,二人均请求惩罚性赔偿,甲由于未食用,其基准赔偿数额即实际损失仅为购买食品的价款和相关交通费用,合计50元;乙则因就医导致实际损失高达50000元。在这两个情势明显不同、基准赔偿数额存在巨大差别的案例中,依照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两人的增加赔偿数额却都是一样的,均为10*10=100元。因此,立法中增加赔偿数额依托于标的价款的规定,使其与实际损失无法发生相适格的比例关系,导致增加赔偿数额与基准赔偿数额的“错位”。但公允地说,这种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正面作用,即以标的价款为标准计算增加赔偿数额能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一般来说,标的价款方面的损失是消费者最容易证明的损失部分,通常仅需保留相关购物票据即可,而其他的人身、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其证明却通常需要耗费极高成本,绝非易事,在国外立法中亦不乏将标的价款推定为损失的立法例[16]。

   因此,鉴于对旧《食品安全法》96条第2款和法释〔2003〕7号第8条、第9条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消极层面上会造成增加赔偿数额的设置不符合比例规则,积极层面上则会减少消费者维权成本,新《食品安全法》设计出了一种极具睿智的变通类型,其增加赔偿数额为“支付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即赋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由其自主决定是以标的价款还是实际损失为基准计算增加赔偿的数额,若适用前者,则能享受到省却举证成本之利,若适用后者,则更容易获得合计计算为实际损失四倍的巨额总赔偿。除此之外,最低增加赔偿额1000元的设计,更进一步确保了赔偿的力度,防止因赔偿额过少造成的对消费者维权的激励不足问题。该规定也是在新《消法》业已对惩罚性赔偿条款作出变动后,联动修改《食品安全法》的体现。二者都设定了增加赔偿数额的最低下限,以防出现因标的价款过低而导致增加赔偿数额过低的情形,而且,基于《食品安全法》最初制定时严苛于《消法》的逻辑,此次修法将下限设为1000元,高于《消法》的500元。因此,新《食品安全法》中的变通类型,实际上是批判地吸收既有过去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经验的体现。

  

三、立法检讨:实用主义思维下的规则冲突


   上文将我国消费者保护领域中惩罚性赔偿的新旧制度体系予以统一探讨,进而总结出了制度功能极为有限的颠覆类型((1)(2)(7)),最为符合惩罚性赔偿基本法理的标准类型((3)),以及在制度功能上优点与缺陷并存的变通类型((4)(5)(6))。三种类型的分野并非规则制定者“先知先觉”的一种系统产物,而是在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经验的背景下,立法实践中不断试错的结果——依次经历了1993年旧《消法》、2003年法释2003{7}号、2009年旧《食品安全法》、2013年新《消法》、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反复的“摸石头过河”。在这其中看到的是各种立法无以复加的繁琐和冗杂,很显然,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进程上,立法者遵循了“一事一议”式的特别立法思维,即在“实用主义”思维的指导下,以“哪一领域有需要,就在哪一特别法中进行规定”的模式推行,这便造成规则的碎片化和不系统。

   实用主义立法思维的优点在于能在缺乏先期立法经验的情况下,快速的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但在长期的制度演变下,这一思维惯性加速了法律制度的碎片化,进而对统筹性的一般立法产生“内陷”作用。消费者保护法实际上是一种对民法制度的“外接”,即另外针对特定政策目的而制定特别民法或特别民事规定,但不改变民法典内在价值的一致性,从而与民法典共同组成“广义的民法”。{17}9-14但是,这种制度的“外接”状态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张,否则便极有可能导致对一般性立法或统筹性立法的“内陷”,即“只有当特别立法没有相关规定的时候,才转向传统法典以寻觅判案的依据”。{18}159而我国如今已然有进入这一“走火入魔”状态之先兆:在一般性的《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之外,我国仍有《消法》这一特别法,除此之外则仍然有《食品安全法》等“特别法的特别法”。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这一阶梯式的立法中日趋冗繁和碎片化,其对一般性立法的“内陷”也已经显现出来。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本可以明确产品责任领域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赔偿标准等问题,从而一统《消法》、法释〔2003〕7号、《食品安全法》中的若干特别规定,改变后者过于碎片化的现状。但是,正由于特别式立法已十分泛化和无序,如果强硬地以基本立法进行修正,特别式立法因应做出调整的立法成本将十分巨大,持续期间也将过长,在此期间内必将出现较多的法律适用难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别式立法“内陷”了基本立法,导致《侵权责任法》中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极为空泛,几乎没有适用的可能,“自该法实施以来,尚未发生一起适用该条课加惩罚性赔偿的案例”。{19}

   立法标准不一和适用冲突是碎片式立法的必然结果。多数单行法在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时,均忽略了与其他单行立法的相关制度进行规则上的统筹,仅以能否解决彼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忽视了各立法在基本法理、适用范围和时效上可能存在的交叉和冲突,才会在制度嬗变中衍生出表格1中所列举的纷繁无序的规则设计。由于多部法律均为消费者保护领域的立法,其调整范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叉或彼此包含的关系,在立法标准不一的情况下,规则之间的适用冲突必然在所难免。

以《消法》、《食品安全法》和《产品质量法》的冲突为例,从适用的主体范围来看,二法的惩罚性赔偿都可同时适用于商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17],但适用范围却并不统一,分别是“存在欺诈情形”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前者是一个主观性标准,需要消费者在准确甄别存在欺诈情形的主体后再行维权,这便存在提高维权时的举证成本的可能;后者是一个客观性标准,依照《食品安全法》的文义,它似乎也需要在举证证明是生产者抑或销售者存在过错后,单独对过错方要求赔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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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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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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