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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王朝气数将尽,他能力挽狂澜吗

更新时间:2017-12-10 16:06:36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描绘了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图,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纲领性文件。他开宗明义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会非议变法。因为可变者,是器械、工艺和法律政制,这是用;不可变者,乃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简而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用的层面,可以引入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学绝不动摇。整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讲的是不变的圣人之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逐条论述变法的途径。

   在戊戌维新当中,张之洞究竟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劝学篇》外篇中,有鼓励出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类激进之语;在内篇中,又告诉世人:“西学必先由中学”,中学功夫不深者,不配翻译西书。他超越保守与激进两道,既要坚守儒家的义理;又要变革陈旧的器物、法制。

   要明晓个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理”与“势”之争。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当中,有“重理”和“重势”两派,重“理”者,比如咸丰同治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坚信圣人的天理不容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他连开一个京师同文馆,召几个学生随洋人学习算术天文都要阻杀。重“势”者,最有影响的乃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相信圣人之道应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势道变了,经世之学也应随机应变。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既重“理”,又重“势”,“理”在“势”中,“势”从属于“理”。张之洞的幕僚、那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辜鸿铭,后来评论道: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不重“理”。张大帅见西人兵舰巨炮厉害,欲舍“理”而言“势”,入小人之道;又患得患失,恐怕人心不古,于是踌躇满志,提出两全之道,所谓中体西用也。为了国家富强,舍“理”而言“势”;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理”而言“势”。熟读欧洲历史的辜鸿铭讥笑说,这岂非宗教上的耶稣教士,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吗?

   《劝学篇》一发布,帝、后两党双边都叫好。光绪帝欣赏张之洞的变法主张,命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后党读到张之洞批评公羊说乃“乱臣贼子喜也”,旗帜鲜明与康梁划清界限,亦放心不少。张之洞以高超的权术技巧和精准的政治算计平衡于帝后之间,左右逢源,两边得分,最终谁占上风,他都不吃亏,有红利可取。果然,等到百日维新失败,凡是与康梁有瓜葛的大小官员个个被慈禧太后整肃,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唯独与康梁一度走得很近的张之洞平安无事。

   戊戌之后,张之洞与康梁彻底交恶。张之洞生平最恨“乱臣贼子”,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让张之洞厌恶,他多次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指责康梁办的《清议报》“诋毁中国朝政,污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

   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际,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密谋起义,救光绪复辟归政。张之洞毫不手软,将这个昔日的学生抓捕入狱,亲自堂审,张问:你文才甚优,为何谋乱?唐反唇相讥:你读书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与光绪帝的君臣之义!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创办的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的门生,为了摆脱干系,张之洞不经奏报,第一时间将唐才常等20位起义者杀害。

   自古以来,诛杀读书人在史书上一向无好名声,张之洞深知这一点,在政治利害面前,他断然选择自保。血光之下,他的内心是惶惶不安的。康有为一语道破了他的忐忑心态:“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苦矣!”

   本来,张之洞对康党有知遇之恩,康梁也对他寄予厚望。虽在同一条变法的船上,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利益、做派与指向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张之洞虽然开明,但压力一来,立即闪身走人,明哲保身。他对风险与收益拿捏精准,一旦涉及到王朝核心利益,决不越雷池半步,与老佛爷过不去。连经常与他一起联名奏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都看不惯他,说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刘坤一这八字评语,活龙活现凸显了张之洞的乖巧个性。

   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中点评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对张之洞最为不屑,他如此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梁任公的这段话,虽然有翻脸之后的意气成分,但多少有几分真实。

   比较起同代人李鸿章,张之洞的确要复杂得多,他不仅是一个能吏,而且还是一个儒臣,他的种种矛盾行为,固然有厉害的算计,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这个秘密要到《劝学篇》里面去破译。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

   在保国、保教和保种的歧路面前,张之洞的选择是什么呢?在《劝学篇》里面,他明确表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中华民族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必保大清。由此可以明白,为何张之洞在势如累卵的危机之下,虽然在用的层面大但开放,借用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道。在他看来,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什么区别,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还要重“势”,势道变了,也要与时俱进。

   张之洞紧接着要讲了另一段话:“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

   不过,切莫以为富强是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他说得很明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乃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张之洞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心目中的圣教。

   在晚清最后20年,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亦新亦旧、跨越新旧的人物,旧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旧。新传统主义者的复杂面相就在于此。在用的层面,他是与时俱进的,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清廷在法律、官制、科举、练兵、游学、工商等领域推出全面的新政,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变法三折成为晚清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湖北的新政,几乎都走在全国的前面。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宪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国俄国,筹备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张之洞一反之前的谨慎态度,觉得若不尽快立宪,排满风潮永不止息,大清江山也将难保。他面见慈禧的时候,力主效法德日,尽快落实君主立宪。

   不过,在体的层面,张之洞反而有倒退之意。从《书目答问》到《劝学篇》,他在洋务派封疆大吏之中,是最懂西学的,也最早为西学的引入打开了窗户。然而,新学之风一旦吹入中国,就不会如张之洞所愿,会乖乖地停留在用的层面,势必要对儒家之体构成挑战。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的学堂代替传统书院,旧学渐渐成为无用之学,人人趋新,喜好有用的西学。

   张之洞提倡新学,但骨子里偏爱旧学。有一天,他的幕僚为他拟了一份官文,张之洞读了之后,颇为不悦,将幕僚招来责问:“你为什么用这么多日本名词?”幕僚回曰:“名词一词也来自日本,是日本名词也。”张之洞听之愕然,无话可说。

   到了晚年,他眼见新学猖狂,颇有悔意。在他看来,文以载道,人人趋新,用新名词,文体变坏,士风人心也会随之变坏。但新学新政又是他以一手提倡引入,为了富强之故又不能重新逐出国门,张之洞因此常常感到痛苦,磋叹不已。在洋务与新政时代他将书院改为学堂,如今他最想办的竟然又是书院,试图在汹涌的西学大潮面前,保留中国文化的国粹,守护摇摇欲坠的圣人之道。

   晚年的张之洞,是孤独的。1907年,他奉旨离开经营了十八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这年他70岁。回首四顾,这个本来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变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辈已经凋零,过去的风雅成为绝唱。守旧者依然守旧,固陋闭塞,言新者又多是浮躁浅薄的年轻一辈。张之洞与两边都气质有隔,可谈论者几乎绝迹,只能常常独自一人去西山游览,与自然默然相对,口中吟出的诗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悲凉:“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慈禧太后调张之洞返京入军机处,乃是为了平衡占据权力中枢的袁世凯、奕劻势力。张之洞与袁世凯,是李鸿章、刘坤一死去之后晚清最有分量的汉族封疆大吏,一为两江总督,一为直隶总督,一南一北,气质不同,面和心不和。

   探花出身的张之洞看不起靠祖上余荫才取得监生资格的纨绔子弟袁世凯,何况在仕途上高了袁半个辈分。颇为自卑的袁世凯有一年特意绕道武昌拜访张之洞,以图与他拉好关系。在大帅帐中袁世凯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张之洞却靠在座椅上,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梦乡。袁世凯自觉无趣,暗自告退,吩咐不要惊醒张大帅。及至鸣送直隶总督大人的礼炮鸣响,方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到码头,向袁表示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第二年,张之洞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盛宴欢迎张之洞。当众人举杯为他祝酒的时候,没想到张大帅又一次伏案垂首,呼呼入睡。袁世凯大为难堪,认定张之洞是存心傲慢而为此耿耿于怀。

   张之洞与袁世凯的相怼,未必是政见不同,他们在新政上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两位晚清重臣对不拢,更多的是“习气”的相异。

   谈到“习气”,袁世凯与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以办实事著称。在同光年间,张之洞是清流,李鸿章是浊流。在年龄和资历上高张之洞半个辈分的李鸿章,在1900年受命与张之洞共同与各国议和,商议《辛丑条约》的时候,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意思是张之洞当了二十年封疆大吏,还是不谙政事,图样图森破,满脑子书生气。张之洞听说之后,大怒:“不错,我是书生,但李中堂是老奸巨猾,书生气总要比中堂习气要好!”

   如今,李中堂已死,张之洞又与袁世凯怼上了。两人同入军机处,但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袁世凯不再将这位儒臣放在眼里,他对德国驻华大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这话传到辜鸿铭耳中,这位张之洞的幕僚刻毒地说:“诚然,但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还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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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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