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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维特根斯坦与伦理学问题

更新时间:2017-12-04 08:56:11
作者: 李文倩  
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人们对其提出了各种挑战[50]。但自由意志的拥护者认为,如果没有对自由意志的设定,人就与无生命的他物无异,这样一来,所谓“责任”也就无从谈起了。回到维特根斯坦的具体论述,他首先设想了一个在通常的意义上不具备行动能力的人,比如说残疾人,他无法自己行动,但却能“思维和愿望”,并有可能借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残疾人的“所作所为”,尽管不是他本人亲自“操刀”,但仍不失其善或恶的伦理意义。但对于没有自由意志的他物而言,比如说一块石头,无论它为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或对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都无法在有效的意义上,说这块石头是善或恶的。

   接着以上所引段落,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意志和那种使人的身体运动起来的意志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则的区别吗?”[51](§799)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种意志”即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行使,牵涉到人的动机和相应的理由,对此问题的研究是伦理学的份内之事。而“那种使人的身体运动起来的意志”,则不涉动机和理由,主要是某种刺激或生理机制层面的东西,因此属于神经科学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两种意志的原则性划分,事涉伦理学与自然科学之别,不可不察。

   在1916年11月4日和6日的笔记中,维特根斯坦除了对意志主体有所探讨外,还广泛涉及了意志与行动、目标、愿望、事件及经验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关于意志主体的看法,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对与意志有关的如上关系进行简要考察。11月4日,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写道:“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936)“主体是意志主体。”[52](§937)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否认表象主体的存在,因此,这里的“主体”即是指形而上学主体。如此,维特根斯坦这里的意思,即是说意志是形而上学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形而上学主体即意志主体。

   在意志与行动的关系上,维特根斯坦认为,意志并非行动的原因,“而是行动本身”。(§947)“人们不能行使了意志,但却无所行动。”[53](§948)而行动不可能是盲目的,因此,它必须有一个目标或对象。(§950)如此,则所谓“意志”,不过是朝向某一个目标或对象而展开的行动。与愿望相比较,“愿望不是做”,而“意欲却是做。”[54](§957)这即是说,作为行动的意志和欲望,比单纯的愿望离某一特定的目标更近。而且,在与事件的关系上,与意志那种强制性的伴随相比较(§969),愿望即使不是在先的(通常是在先的)(§967)、它对事件的伴随也是偶然的。

   1916年11月6日,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谈到了意志与经验的关系,他如是写道:“全部的经验就是世界并且它不需要主体。”[55](§971)毫无疑问,这里的“主体”即意志主体。在《逻辑哲学论》的第6.373节,维特根斯坦也说:“世界是独立于我的意志的。”[56]根据以上说法,由全部经验所构成的世界,与意志主体或“我的意志”,二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意志与经验之间,也就没有更多的牵扯。在《战时笔记》的第972节,维特根斯坦还说:“意志行为不是任何一种经验”[57],当然,它是一种“做”。

  

三、伦理学是什么

  

   洪谦在《欧行哲学见闻》一文中说,分析哲学的一大弱点,是“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没有把伦理学摆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58]。这在一般的意义上,当然是正确的,比如被王浩视为分析哲学之代表人物的卡尔纳普和奎因,就不太重视伦理学的研究。而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上半叶,在分析哲学占主流的英美世界,伦理学研究的确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后,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重视,以至于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实践转向。在当代西方哲学的版图中,伦理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是所有哲学讨论中最具影响和最富活力的部分[59]。

   维特根斯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亦多遭误解。在一般的认识中,人们多将维特根斯坦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并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视为他哲学上的代表作。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仅从以上两书出发,即可得出维特根斯坦和其他多数分析哲学家一样,对伦理学问题不甚关心。但正如我们在本文开篇时所提到的,伦理学在维特根斯坦的整体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即使从文献的角度看[60],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问题的讨论,篇幅也不算太小。在本文前面的部分,我们已就其关于“幸福与不幸”、“主体与意志”问题的探讨,做了比较细致地分析和考察。本节之主要内容,在于考察维特根斯坦对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即“伦理学是什么”的探讨。

   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人们多将其分为前期和后期,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亦默认了这一近乎于常识的划分。在这一框架之下,我们对其伦理学问题的讨论,亦不免要顾及到所谓的转向问题。从文本的角度看,前期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战时笔记》和《逻辑哲学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问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关于伦理学的讲演》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而从问题的角度看,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伦理学的讨论,有一些修正,但总体而言变化不算剧烈。之所以会是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所谓“后期”维特根斯坦在讨论相关伦理学问题的时候,他在哲学上正处于转向的过程之中,因此而在思想上新旧交错,自然是很好理解的。就此状况,韩林合说:“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虽然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和世界的结构中的某些项目的观点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总体上说来他还坚持着他以前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关于事实世界和神秘之域的区分的观点。”[61]韩林合这里所谓的“神秘之域”,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亦可称之为“价值世界”。

   在本节的如下部分,我们将大致以时间为序、兼以论题的相关性,对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是什么”这一总的问题,做较为细致地分析和考察。

   1916年8月2日,维特根斯坦在其笔记之中,就伦理学问题进行了讨论。概而言之,在这一天的笔记中,他就伦理学提出了两点看法:(1)伦理学并非是某种人际间的约定,也主要不是用来讨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或原则,而是某种超验的东西;(2)在事实的世界之中,无论有无生命,都无所谓善或恶。

   有关以上两点,我们来看一下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具体论述的。在《战时笔记》的第830、831节,维特根斯坦写道:“假定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生物,这时还会有伦理学吗?”[62] “如果伦理学果真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那么回答便是:是的!”[63]这即是说,在天地之间唯我一人的情况下,我的所作所为,还有伦理学意义吗?回答此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如何理解伦理性自身的性质。如果我们将伦理学理解为某种处理人际间(或人与其他生物间)关系的方法或原则,那么当此之时(天地之间唯我一人),我做任何事都无所谓善或恶;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将伦理学理解为某种根本性/超验性的东西,如此一来,则即使到了世界末日、宇宙之中唯存我一人的情况下,我之所作所为仍有伦理学意义。

   在《战时笔记》的第832节,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伦理判断而言仅仅给定一个世界是不够的”[64]。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本身既非善的也非恶的。”[65](§833)这里所谓“给定一个世界”,即是指事实的世界;但因前期维特根斯坦坚持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的观点,由此,对一个事实的世界而言,就无所谓价值,当然也就无所谓善或恶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世界中有无生命物质的存在,就根本无可能改变它之非善非恶这一“事实”。(§834)

   维特根斯坦这一事实与价值截然两分的观点,在《逻辑哲学论》中亦有鲜明地表达,在第6.41节,他这样写道:

  

   (1)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着;在其内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存在着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没有任何价值。

   (2)如果存在着一种具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位于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是之外。因为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是都是偶然的。

   (3)使它成为非偶然的东西的那个事项不能位于世界之内,因为,否则这个事项本身又成为偶然的了。

   (4)它必然位于世界之外。[66]

  

   维特根斯坦这里的总体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即在世界之内,一切都如其所“是”的那样偶然发生着,这里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有任何必然/真正的价值或意义存在,那么它一定是在世界之外——因为如果它不在世界之外,即在世界之内,那么一切又都是偶然的了。这也就是说,与“事实与价值”(或表述为“是与应当”)严格对应的,是“偶然与必然”。由此可知,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中,真正的价值一定是必然/绝对的;同时,相对价值在根本上就“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如上引文,即可发现在维特根斯坦的表述中,存在一个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区分。在引文的第(1)小段,维特根斯坦首先指明,世界的意义或价值存在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没有任何价值。在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之后,维特根斯坦又补充说:“如果存在着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没有任何价值”。从逻辑上来讲,既然先已断定世界之内不存在任何价值,那么又何来后面的“如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之所以有破折号之后的补充,是因为他认识到,在事实的世界中其实是有价值的,只不过这种价值是相对、偶然的,不是他所理解的真正的价值。在引文第(2)小段的开头,维特根斯坦有这样一个表述,即“具有价值的价值”,单从字面意思看,这一表述存在同语重复的问题。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想通过这一表述方式,进一步区分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并指明后者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1929年,维特根斯坦在“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继续保留了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区分。而且,他还通过对“好”的分析,指明相对价值最终都可还原为事实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尽管所有的相对价值判断都可以表现为纯粹的事实陈述,但没有任何事实陈述可以是或包含关于绝对价值的判断。”[67]由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韩林合所言,二十年代末的维特根斯坦,坚持了他前期有关事实与价值截然两分的观点,并认为伦理学不关心事实[68]、而是对绝对价值问题的探索。

   我们在上面已简单提及,“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伦理学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1929年的“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以及1930年跟朋友的两次(1月5日、12月17日)谈话中——谈话的要点由魏斯曼记录、保存于《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一书中。在如上文本中,维特根斯坦主要关心并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1)伦理学的任务是什么;(2)伦理陈述的性质;(3)伦理学是科学吗?它与事实有怎样的关系?(4)需要伦理学理论吗?(5)伦理学有用吗?(6)如何理解应当/应该?(7)对石里克伦理学的评论。

在“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说,伦理学是对有价值、真正重要的东西,以及生活意义、如何使生活过得有价值,或者说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探索”[69]。换一种说法,伦理学的主题,即在于“谈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70],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与《逻辑哲学论》中更多否定意味的讨论相比,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从相对肯定的角度出发,规定了伦理学的任务。但问题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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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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