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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更新时间:2017-11-30 16:07:17
作者: 李晓华  
采取差异化策略和非对称路径,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军工产业有必要、也有责任承担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开发。

   第二,加快“卡脖子”技术产业化。“巴统”在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实行禁运。继“巴统”之后的《瓦森纳协定》同样将中国列入被禁运国家之列。“巴统”和《瓦森纳协定》要求成员国对军品及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控制清单上的敏感产品和技术进行出口控制。即使不在控制清单上的产品,跨国公司也往往采取这样的策略:当中国不能生产时,他们就会收取高价;一旦中国企业能够生产,他们就会大幅度降低价格。市场的后进入者一般技术不够成熟,如果产品价格处于高位,它们能够采取低价策略同时维持盈利。但是先行者的大幅度降价压缩了后进入者的生存空间,使后进入者微利甚至亏损,最终迫使它们退出市场。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国的军工产业和高科技民用产业的发展仍然受到重重制约。在跨国公司的打压下,单纯依靠军或民,都很难实现这些被禁运产品的产业化生产。只依靠军工企业力量,虽然可以不计成本把它生产出来,但是由于批量小,没有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面对跨国公司降价,仍然很难与之竞争;只依靠民品企业力量,则很难承受巨大的研发、改进成本。以军促民不但可以通过国家对前沿技术的投入解决重大技术从0到1(从无到有)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该技术在军工产品中的应用,加快重大技术从1到N的发展,即解决技术的成熟度包括性能、成本和持续改进问题。

   第三,促进先进技术的扩散。虽然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用途大相径庭,但是二者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却有共性。如果军品和民品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各自为政,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不但导致军用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还会造成军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拖累。苏联把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最高年份达到50%)投入军品研发和生产,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却非常有限(金一南,2014)。苏联的解体既有军备竞赛造成经济不堪重负的原因,更是由于军工领域的创新成果没有转移和扩散到民用领域创造价值、带动经济的发展。许多前沿技术具有多种用途,该技术用于两种或更多产品之中的成本会低于单独用于一种产品之中,即所谓的“范围经济”。军工企业利用该技术同时生产民用产品,可以分摊该技术的开发成本。特别是当军工企业利用该技术同时生产军用和民用产品,可以分摊该技术的开发成本;该技术扩散到民用产品之中,也可以显著降低民用产品的研制成本,使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民用客机波音707中90%的技术来自KC-135空中加油机和B-52远程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技术转移(金一南,2014)。

   以民促军。尽管具体到某一类军工产品上,其研制可以不计成本,但是军工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却受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国防预算的约束。在给定的预算下,如果军工产业更有效率、产品成本更低,那么就可装备更多的武器装备或者质量更高的武器装备。因此,以民促军就是通过与民用产业的相互合作、协调发展,提升军工产业的水平和效率。

   其一,为军工产业提供配套。现代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一件产品由成千上万的零部件、组件所构成,一个产业的运转需要关联产业的支撑,一家企业的运作也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商业伙伴的支持。企业与其供应商、主要的生产者、竞争者和其他风险承担者以及用户构成一个有机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些成员在有机体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各司其职,但又形成互赖、互依、共生的生态系统(穆尔,1999)。这就意味着一家企业的命运是与其商业生态中其他成员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它不仅能够影响所处商业生态的健康,而且商业生态的健康也未对它的绩效产生影响(扬西蒂、莱维恩,2006)。武器装备中的许多产品如飞机、导弹、水面舰艇、潜艇等都属于复杂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的仪器、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种类繁多。由于军工企业数量少、涉足的产业领域窄,因此不仅一家军工企业无法独立从事武器装备的生产,而且军工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也必须依靠民用产业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检测仪器等各种配套和服务,构建小核心、大协作的军工生产体系。反之,建立独立且完整的军工体系需要高额的投入,将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投入过多资源到国防领域,高昂的军费开支拖垮了经济,而美苏军备竞赛实际上也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负担。因此,1993年美国出台《国防转轨战略》,明确提出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对在冷战中建立的庞大国防工业进行缩减(王宝坤,2007)。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现代军工体系中军品设计、研制和批量生产的各环节,都是由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社会化协作体系完成的(张远军,2008)。

   其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曾论述过专业化分工的种种好处,阿伦·杨格进一步论述了迂回生产程度的提高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分工一方面能够通过熟练、专注和学习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不断地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引入生产过程。现代产业体系是建立在标准化和模块化基础之上的。18世纪末,伊莱·惠特尼将制枪工匠独立承担整枪生产任务的传统工艺改变为将枪分解成若干部分,用专门设计的机器加工制作相同部件,最后由工人将各个部件组装到一起(王寅,2005),这种基于标准化与可换部件大规模生产体系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青木昌彦、安藤晴彦(2003)从理论层面对建立在模块化之上的标准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模块化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通过将系统分解成足够小的模块,相应的复杂任务被分解为简单任务,小团队甚至独立的个体也能够承担该模块的任务,能够以小的增量对复杂系统做出贡献,这也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第二,由于在每个模块内部进行的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不必与其他模块进行协调,且模块化有利于应对子系统的不确定性,因此,模块化使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平行操作成为可能。第三,各模块之间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接口连接,因此不具备完整功能的或功能简单的模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组合成一个复杂的、具有完备功能的完整系统。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工业崛起以来,大规模生产成为现代工业的主要特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产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即随着产品产量的提高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因此企业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产品,消费者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

   军用产品需求量小,较小的生产规模会带来规模不经济。在相对封闭的供应体制下,军工企业会因此缺乏竞争压力,造成经营效率低下。而民用产业企业数量多,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民用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民营企业机制灵活、激励到位,因此各家企业有压力也有动力通过专业化生产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不断进行工艺和流程创新、提高生产管理水平等多种方式,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民用产业生产规模大,且采用模块化的标准零部件和通用平台,容易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通过寓军于民,采购非军工企业的产品,一是可以缩短新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周期,提高军工部门的生产效率,特别是在战时,以标准化模块为基础的军工企业可以获得充足的零部件供应,迅速扩大规模、提高产能、增加武器装备供给。二是可以降低军工产业的整体生产成本,降低武器装备的采办费用,在有限的预算内,列装更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军方通过利用民间技术和人才,使军事研发费用大大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美军研发费用占国家总研发费用的一半,下降到目前不到15%(金一南,2014)。据美国原国防部副部长、著名防务经纪学家雅克·甘斯勒(GanslerJ.S.)估算,国防部每年因“军民一体化”节省了3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相当于国防部采办总额的20%以上(郭瑞鹏,2016)。

   其三,提高军工产业技术水平。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民用产业中的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更新换代很快。而且由于大量企业的探索,因此在大多数技术领域,民品企业的技术要领先于军工企业。民用产业对军工产业技术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分工高度深化的条件下,一家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总是有限的,很难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做到最佳。军工企业同样由于数量远远少于民品企业,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做到最好。因此,通过聚焦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同时从市场上采购最优秀民品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军工企业可以使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技术保持在较高水平。第二,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成功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哪条技术路线能够成功无法在事先做出准确的判断,而只能通过大量企业的试错、竞争而加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军工企业由于企业数量少,就会在“试错”中处于劣势,大量存在的民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往往是前沿技术的发明者。通过向民品企业采购,军工企业可以在技术产业化后,把最前沿的技术整合到自己的产品之中。第三,在某些技术进步严重依赖生产规模、用户数量的产业中,军工企业缺乏必要的条件与民品企业竞争。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产业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特征,产品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而且更受到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数量、互补商品的丰富程度或供应商数量的影响。一种技术或产品的用户数量越多或者互补品数量越多,它对于用户的价值越大,因此越容易被新用户所接受,并最终成为市场中的主导技术或产品。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民营企业凭借其企业、用户数量才拥有一些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条件。如果说计算能力还能靠投入获得的话,用户数量的限制使军工企业很难具备海量的数据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因此,为了提高军工产品的技术水平,必须采取民品企业同样的策略,选用最优秀民品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如果把整个武器装备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话,甚至某些产品或服务也可以完全由最擅长的民品企业提供,而军工企业聚焦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总之,军民融合具有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一方面,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大多数领域仍然处于模仿、赶超的地位,同时许多高新技术和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出口限制。由于军工产品对于价格相对不敏感,通过以军带民,可以促进前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加快先进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不断成熟和完善、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先进军工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可以降低军产和民品的成本。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随着科研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专利申请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等科技创新产出也已居于世界前列。以民促军,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民用领域相对军工领域更为先进的技术,充分发挥民品产量大的规模经济,利用高度竞争的民品市场的经济效率,从而可以使军工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技术水平。

  

   军民深度融合的方向

   尽管近年来我国军民融合不断深化,但国防军工产业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已形成由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六大行业为主体的军工体系,武器装备关键技术的预研、系统研制和试制等关键环节一般只集中于一两个军工集团完成,生产也大多在行业内部进行配套(董晓辉等,2012)。军民未能达到深度融合,不仅使我国武器装备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于战时武器装备生产规模快速扩大,而且也不利于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从具体实施层面,军民融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企业内融合,即军工企业利用自己的核心技术,同时开发、生产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二是企业间融合,即军工企业的先进技术转移、扩散给民品企业,二者分别生产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三是产业间融合,即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形成范围广、程度深的技术、产品、服务供给关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四是全面融合,即没有严格的军工企业与民品企业界限,任何企业只要有技术和生产能力,就可以承接国防订单,研制、生产和提供军用产品和服务。由国防军工单位提需求,国内企业竞争性投标,性能最好、价格最低的企业胜出,成为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供应商。

   对于企业内军民融合,要促进军工企业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内部激励,使军工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有能力参与民用市场的激烈竞争。对于企业间军民融合,军工企业可以出售专利、技术包或以技术入股的形式推动先进军工技术的民用化,自身可以在技术转让中获利。对于产业间军民融合,军工企业专注于产品的架构设计、系统总成以及前沿技术、被限制进口技术的开发,各种原材料、零件、部件、组件、生产设备、试剂等试验仪器、生产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尽可能从市场采购,“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化保障办的事都要实现社会化保障”(贺新闻等,2011)。产业间军民融合要特别重视零部件和软硬件接口的标准化,打破因技术、标准不同形成的合作、准入壁垒,实现军民的高效、低成本衔接。对于全面军民融合,一方面需要军民融合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可创新体系、国防采办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由于军工技术关涉国家安全,军工技术不受控制的转移会加强敌国家武器装备的水平,或泄露我国武器装备水平,而使我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随着军民融合的不断深化,需要建立严格的武器装备技术、性能指标保密机制,限制军用或两用技术和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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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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