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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更新时间:2017-11-26 16:18:02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学院里的主流价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识人几乎是沉沦在一个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之中,以竞争为理由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而如今的青年教师则正好处于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之中,可以说面对这种急剧态势,作为个人的青年教师要整体性扭转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洁身自好又会被认为是这套竞争机制的落败者、酸葡萄者。因此,我认为当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乡村底层出身,必须思虑在故土的年迈父母的养老、医疗问题,而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直系亲人面临突发事故时的道德义务,可以说青年教师的常规性生活似乎尚可维系,但这种家庭结构和经济收入水准,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亲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弱,身边好几位同事就是被这种突然的变故限制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经济状况之中。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大学绩效工资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体的收入分配仍旧是对年轻人不利。从平均意义上,这些年青年教师的收入确实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刚性的基本工资收入其实仍旧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论是跟港台还是欧美日等国家的同等状况的青年教师相比),而浮动的可操控的项目、课题、计划等虽然数额水涨船高,又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青年教师可以获取的,它成为悬浮在面前的体制性的诱惑,永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也永远维持着不断滚雪球递增的可能性,正如《南方周末》两年前的一篇深度报道《教授的“围城”》呈现的那样,高校紧箍咒式的课题、项目等各种理性规划机制对知识人的束缚,并不会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缓解,这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换言之,利益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

  

   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而在这股热潮之中,民国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想往。无论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录、口述史,还是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陈平原、夏晓虹等学者编撰的《北大旧事》等,都在纷至沓来地叠映而成一种民国大学的影像。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旧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授薪俸研究”课题研究成果,19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1936年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当时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1934年间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尚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够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史家郭廷以曾经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优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备了极高水准。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费六七十元者不少见。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个大学教授的薪俸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他们大都还会有闲情逸致去‘下饭馆、看戏、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前几天跟一位在内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聊天,他在电话中大吐苦水,谈所在省份出台的近似变态的职称评审细则,比如要求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体报道率之类,又言及所在学校的权力主宰一切资源的现状,以及对青年教师评价标准的唯课题化、唯奖项化,也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化。这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却常被看做“无能之人”,领导时时敲打外加冷嘲热讽,在这样极端的学院文化中,明哲保身或者说洁身自好都几乎没有多大空间。你不是体制的合作者,那你就是体制的敌人,也就是全民公敌了,这种日常性的精神劫难与深度压抑,才是最折磨青年教师的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讨论青年教师的生存处境时,我们不能忽视区域性、学校性、学科性的差异,基本上可以说,越是在不发达省份的地方性学院,就越可能是系领导、校领导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当然也会有例外),而在发达的一线城市的高校,因为学校里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德高望重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对学院体制的工具化有一种反思性甚至排斥性,反而造成了一种学术权力的相对自由甚至多元化状态,这自然也就成了青年教师的庇护空间。前些年媒体热议的青年人逃离北上广,然后过些年又出现重返北上广的悖论式社会现象,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内地尽管生活成本较低,但也许必须支付高昂的人际关系(所谓中国式的人情社会)成本和精神上的代价,而北上广尽管经济压力大,但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相对多元,对于那些热衷于探索自我生命的价值实现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环境因素。对于大学青年教师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物质上的困难也许假以时日会获得克服,可是精神上的苦痛与学术生活的荒芜,却将成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魔咒。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系统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逻辑,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的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之恶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积极顺应体制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免得将自己的一生白白搭进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中等生就意味着在完成学院体制最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也好,教学也好,甚至业余兴趣也行,或者公共领域的作为亦可。这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指出的那样:“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事情不是这样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之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我们的面前打开。而从体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说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最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民国大学的学术传统,确立教授治校的原则,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人物化(其实质就是矮化)成动物庄园里的存在,这种物化其实也就让年轻人对学院有异化和排斥感,最后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

   (本文删节版刊于《中国改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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