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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我的高考1977·1978

更新时间:2017-11-25 13:10:01
作者: 蒋寅 (进入专栏)  
我乱轰轰的脑子稍微镇定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放弃,明年重考。家里倒随我,说重考就重考。可是父亲很快获知,招生政策规定,凡师范院校录取不报到的要被取消高考资格。正在纠结中,邻居一位浙江大学毕业、曾被打成右派的叔叔来串门,说:“本科读什么大学没关系,将来肯定要恢复研究生招生的。”这话很触动我,觉得以后并不只是当老师一条路。于是,怀着对不可知未来的朦胧希冀,我走进了座落在瘦西湖畔的扬州师范学院,开始中文系学生的生活。那是1978年10月,只比七七级晚入学七个月。

   后来知道,我们高中七个班,每班考取大学的只有一两个人,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为此我像所有同辈人一样,万分珍惜这个机会,每天学习,学习,不倦不懈地学习。

   后来将七七级到七九级这三届称为新三届,与公认中学基础较好的老三届相提并论,不是没道理的。新三届和八〇级以后,生源大不相同,风气也截然异样。新三届的学生以往届生居多,大都是从工厂、农村、农场考上来的,年龄相差也较大。以我们这个年级而言,年纪最大的36岁,最小的16岁。八〇级开始以应届生为主,一入学就谈恋爱成风,读书空气也淡化许多。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一)班为老大哥班,年龄都在28岁以上,绝大多数都为人父母;其他三个班都是27岁以下,23岁上下的最多,应届生没几个。同学之间水平差距也很大,(一)班同学中不乏小有名气的作者、写过不少剧本的剧团编剧、工作多年的机关干部、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老师……其他三个班则以知青、工人和民办教师为主,很少上述成功人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第一志愿被扬州师院录取的。像我这样没报扬师而被录取的,大概少而又少。知道了这一点,不仅没让我有半点自得,反而甚觉气馁。

   很快大家就知道,有许多同学是以远远高出分数线的总分入学的。虽然当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无法估量成绩,但为求稳妥、以必中为唯一目标,是个重要原因。扬师340分的录取线已是江苏本科院校的底线,许多插队、插场的同学只求考取以改变生活道路,根本就不考虑其他。因此,刚过分数线的我,不用说是班上基础最弱的学生之一。听到同学们这个说在写评论,那个在写散文,我连散文是什么都不清楚,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有不小的差距。不过话也说回来,大家对分数其实都看得较淡,起码高分入学的同学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优越感,相反都一个赛一个地勤奋学习。新三届区别于八〇级以后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都埋头读书,不谈恋爱,男女生之间没什么交往,彼此间言语举止都很拘谨;生活更是简朴,上街除了买书,基本上没有下馆子吃喝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代人的勤奋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很少有人翘课,没课时宿舍空无一人,都在图书馆或教室自习。宿舍晚九点五十熄灯,总有些同学在走廊就着昏暗的灯光读书。虽然兴趣各不相同,但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沉迷于哲学的,有热衷于美学的,有喜爱写作的,有耽于文学批评的,有用功练书法的,甚至还有对遗传学感兴趣的,经常捧一本《遗传学报》在看。更多的则围绕中学语文教学来看书和积累资料,他们多是从中学考来的公办或民办教师,将来的理想是成为特级教师。

   我刚进学校时学习并无目标,只是疯狂地读小说。入学第一个月就看了40多种,大多是以前接触不到的西欧小说。从雨果开始,司汤达、巴尔扎克、大小仲马、罗曼·罗兰、左拉、狄更司、马克·吐温……转眼到二年级,我得知研究生恢复了招生。这点燃了我心底的愿望,同时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我也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古典文学方面。偶然看到社科院系统招聘助理研究员的消息,也曾怦然心动,但终究对外语毫无信心而作罢。

   我中学时英文学得还算认真,曾担任英语课代表,毕业后就再未看过。高考时外语只是参考科目,不计入总分,很多人都弃考。我考是考了,却不曾复习,28分竟然名列班级亚军,考38分的第一名是下乡一直坚持学英语的一位老大哥。从获知研究生恢复招生起,我就铆足劲儿准备考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到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较发达,便跟着电台刚开播的日语广播讲座学日语。1981年秋,系里通知七八级可以同七七级一起报考硕士研究生,我们年级共有4个同学报考,最后3人考取。我第一志愿报考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未被录取,调剂到第二志愿广西师范学院,三年后再考程先生的博士生,终得立雪门下,从此成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虽然我从高中毕业后就自学诗词格律并尝试写作,但进入扬师中文系才是我学习文学的正式开始,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是读本科期间培养起来的,和老师们的诱导、鼓励分不开。

   记得1990年,我和同事也是扬师中文系七七级学长汪晖同被遣往陕西山阳县“锻炼”,闲谈中回忆起扬师中文系的老师们,好生感慨。那一代老先生的学问之好,绝不亚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教授。其中有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自成一家而讲授古汉语课的李人鉴先生,以王国维美学研究名世的谭佛雏先生,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并称江苏四老的书法家孙龙父先生,古典文学则有《张溥年谱》和《刘鹗年谱》的作者蒋逸雪先生,《新校元杂剧三十种》的作者徐沁君先生,《唐代扬州史考》的作者李廷先先生,至于任二北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个人则更得赵继武老师亲炙,前几年我写过《我的第一位学术蒙师——赵继武先生散忆》(《文汇报》2013年3月16日)一文,回忆从赵老师受业的往事。

   当时我们还不懂得这些先生的学问,多年后自己成为学者,见识过各方前辈,这才知道我们那批老师的学问之好和学风之正。最难得的是他们还葆有旧日学人的风骨,勇于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决不乡愿趋时。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对学术还有那么一点信念、一点不随流俗的崇高感,那是与老师辈的熏陶分不开的。

   转瞬高考迄今已40年,我也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教授。回顾40年间最重要的经历,高考仍不能不说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要契机。没有高考,我可能永远不会走上文学研究之路,体会到职业和兴趣合而为一的巨大幸福感。我确实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职业能和兴趣相重合,工作就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同时满足了兴趣和谋生的需要。为此,我也像所有同辈人一样,发自内心地感谢邓小平同志果断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同时也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三届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并薪火相传,成为思想、科学和文化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桥梁。站在现时回看1977年的高考,感觉就像打开了一扇自由之门,无数优秀人才由此走上社会的重要岗位,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生机,洋溢着年轻的活力。此后日益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潮、思想解放新风,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带来空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步,使80年代永远成为让人激动不已、深情怀念的时代。近年我越来越多地追怀80年代,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而对青春的回望只是意味着迟暮的到来。

   怀旧从来是老暮的标志,也是过来人独享的权益。若道未来的岁月无可展望,怀旧足以消遣短暂的时光;而如果确信时间的轨迹仍在延伸,则怀旧的激动也可成为天地回春的一股力量。

   >载《传记文学》 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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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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