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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中国民族政策: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7-11-22 20:24:12
作者: 关凯  
很快能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基于阶级理论的政治与社会动员,也彻底改变了少数民族社会的传统结构。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上并未照搬苏联的民族理论,但在民族理论话语生产上受到的苏联影响却很深,因此,直到今天,斯大林民族定义仍然是《新华字典》“民族”词条的标准解释,官方的民族理论话语也仍然时常弥漫着革命时代“规范性叙事”的风格与气息,这种知识制约事实上已成为当下“民族问题”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可以说,直到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前,民族研究在我国学界从来称不上显学。但近年来,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舆论焦点,对于民族政策的看法,学界也出现激烈的争论。此刻,如何更新主流理论话语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知识能够深刻影响社会观念,从而影响人心向背。

  

三、重新思考中国处理多样性的历史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的方式处理中国的问题,并非一种特殊论,而是一种实践论。对历史经验的重新发现,不为求其术,而为求其道。

   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始终是由文明历史决定的。到了现代性文明诞生的前夜,欧亚大陆东部是大清王朝,其根基是中华文明;西部则是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正在大西洋东岸的新教地区萌芽;而中部,则是俄罗斯这种混合了基督教与游牧文明的政治体以及政权多样的伊斯兰世界。19世纪末,在大清帝国、西欧民族国家、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四种由不同文明衍生出来的政体中,只有民族国家政体是现代性的,也是最稳定持久的。这构成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反思国家建设与民族问题的宏观历史背景。

   从理论上说,在国家形态上,现代中国并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立国的根基也并非彻底的社会契约论式的现代政治哲学原理,而是混合了文明传统与20世纪国家政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民族问题实际上仍可被视为国家政治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属于“未竟之业”的那一部分。从这一视角出发,兼具了实践性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民族政策,并非仅仅是在回应现代中国的多样性现实,而是在从整体性秩序的角度定义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性质、政治特征与发展道路。

   金观涛等人将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观察置放于一种历史连续性的理论视野里,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生“基于清帝国、民国时期和建国之初承袭的国家版图内部‘多元’的民族治理现实,它的出现与设计,与历史上中国的族群政治与边疆政治的传统有直接关联。”“在主体民族 (汉族) 地区实行‘行省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这种妥协与让步来换取国家再次有效整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向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的政治经验回归的倾向,体现出反现代性的‘治理论’特点。”[1]

   台湾学者吴启讷在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一文中,勾勒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演变进程,呈现它与苏联民族政策、传统中国边疆治理经验之间的复杂关联。吴认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地位和功能,但同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实质上并未改变清朝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整合目标,20世纪50~60年代,人民共和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手法灵活、细腻而有原则,最终不止成功地在法律上将非汉人聚居区域的政治事务明确定位为主权国家内政,同时也将该制度中潜在的离心因子有效局限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直接有效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辖。但是,这一制度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他同样认为该制度是一种追求同时达成国家整合和保护少数族群脆弱权利两项目标的妥协性设计。在文章末尾,吴启讷指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与生态也已发生根本改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未来演变,关乎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的前景。”[2]

   事实上,与那些过于简单化的激进主张相比,如废除或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思考置放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框架内显然更有意义。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演变的结果,中华文明在传统的“天下观”的价值指引之下,曾经构造出一个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有教无类”的、普遍的前现代天下秩序。历史上中华文明创造的整体性秩序,虽以儒家社会为中心,却并非单一社群的历史创造,而是始终表现为一种费孝通所言的“多元一体格局”。无论是有鲜卑血统的太原李家创立的唐朝,还是疆域扩张最为显著的元清两季,即使政治体分合反复,统治集团来自华夏之外,无论夷夏,“承天命”即为天子,政权本身的“民族性”对于整体秩序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基于中华文明的特性,历代王朝政治的核心在于维持文明秩序,区分人口与社会的标准是“教化”,而非血统。这种“教化”,亦非文化上的同一性,而是保有共同的、普遍的、基于人性与家庭的道德与伦理。自秦及清,中国历代王朝在统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明为中心、尊重差异的治理机制。与政治上的“大一统”相配合的,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文化自信,以及羁縻、招抚、册封、和亲、互市等多元化的统治形式。正如《礼记·王制》所言,“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而需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些历史经验,显然不是仅仅具有“反现代性”的特点,又何尝不是对现代社会民族主义滥觞之病的一种价值补充?

   诚然,尽管儒家礼制帝国(包括少数民族做统治者的王朝)所提倡的纲常伦理等级秩序等各种意义上的不平等,都与现代性文化观念有诸多相悖之处,但中华文明始终保有的追求普遍秩序的道德理想,“天下观”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哲学,其意义绝非仅限于历史遗产。

   历史上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于深入日常生活的人文主义关怀。儒家思想因其不具备超验性而通常不被视为一种宗教,但它同样具有神圣性。其神圣性来自于日常的伦理实践,即芬格莱特所谓的“即凡而圣”(the secular as sacred),通过实践“礼”而使凡俗之人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从而使“礼”被推到信仰的高度。[3]

   在价值观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义”,都具有超越性;在整体性秩序上,“大同”世界的乌托邦愿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形态,“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制度,“谋闭不兴,盗乱不作,外户不闭”的公共秩序,直到今天,仍是所有国度里政治家们的慷慨承诺。

   中华文明是一个从未间断发展的文明,尽管遭遇现代性之后,文明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各种挫折和波动,甚至是漫长的顾影自怜的“百年耻辱”的历史经历。但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明,其价值关怀都不可能如民族主义一样将自身的利益和情感推到终极关怀的高度,而是一定具有“推己及人”的普遍关怀和实践这种关怀的能力,否则必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此刻的中国,确实在诸多方面仍有与现代性文化兼容不足之处,但同时却也可能具有克服各种现代性危机的潜在资源,能否超越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的一个现实考验。


四、单凭民族政策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

  

   寄希望于单纯调整民族政策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就如同把“民族问题”偏狭地简化为“少数民族的问题”,或同样偏狭地把民族区域自治解释为“反现代性”问题一样,都不仅是缘木求鱼、于事无补,亦可能在社会情感上加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紧张,甚至可能使族群运动激进化,甚至走向民族分裂主义,从而使“民族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更多从“民族”之外思考“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涉及到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因素,非单一因素使然。民族政策确为国家干预民族关系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制度性工具,但它也绝不是万能的。

   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族政策可能只在少数特殊的条件下才对个体具有实质性意义,如高考加分或计划生育。而在凡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个体而言,与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政策相比,民族政策可能并没有多么重要。同时,在象征意义上,民族政策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议题。对于民族政策的反思,不仅限于专业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的狭窄圈子,也是大众关心并参与的社会性话题。

   与学术界通常非常谨慎地,甚至是隐晦地公开表达看法不同的是,在互联网上,对于民族政策的讨论充满了言辞激烈、立场极端的声音。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例,呼吁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声音充斥着网络虚拟空间,这些言论通常缺少严谨的学术分析。[1]这些网络言论不仅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也反映出目前民族政策在社会舆论影响上的弱势。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这类宏大话题的讨论之所以流行,不仅和近年来族群冲突与恐怖事件的频发有关,也与政府、知识界和媒体在这些热点话题上提供的解释性信息不足、说服力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解释民族问题最为需要公正、理性、有超越性的声音,因为民族问题本身包含着深邃的社会情感。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以群分是社会的基本形态。族群通常被想象为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关于族群共同祖先、族群历史的连续性以及群体成员间的文化同质性也并非随意的社会建构,通常来源有自,尽管可能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当族群以符号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边界之后,任何企图强制性消除这种边界的公共政策,反而易将族群之间的历史仇恨、现实利益冲突和社会不满放大,从而刺激或强化族群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汉文化是国家的主流文化。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整合来说,汉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最具破坏力。在民族问题上,尽管党和国家不断倡导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价值理念,但在网络言论中还是可以明显感觉近年来大汉族主义思想回潮的趋势。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战略是以尊重差异促进社会整合,以优待少数民族的方式促进事实上的民族平等。这个理论逻辑在今天被有些人批评为“逆向歧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民族政策也确实可能在同等条件下、在个体层面损害汉族的利益。但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此次回潮,正表现出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为“国家建设民族主义”的倾向,即国家建设不再采取以差异促进整合的方式,而是有意将多文化群体变为单一文化族群。[2]这种转变可能有深刻的动因,但其风险在于,以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国家建设民族主义”无疑可能加强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人们对于“民族”的认知往往更多基于碎片化的知识传播和个体化的生活经验。在这种观念形成机制中,不完整的信息获取、人云亦云的传言、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制度上不适当的区别对待以及不愉快的个体遭遇,都极易形成负面的族群刻板印象。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方面促进了族际交往的增加,人们超越族群偏见的可能性增强,另一方面则也可能反之,族际交往刺激强化了族群边界意识。

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与稳定一直是民族工作的两大主题。从西部大开发开始,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各种发展项目的实施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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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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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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