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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学院与江湖之间的民国气象

更新时间:2017-11-22 17:34:52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就成了简易球桌,当时看上去很寒碜,现在想来倒挺有乐趣的。怀旧是一种人类的天性。像回忆录这种历史材料,得思辨审慎地看待,它所折射的或许是当事人回忆中某一瞬间的心情。像牟宗三,他对于文化中国的想象,是和乡土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浸润在儒家文化之中,所感知的乡村记忆,多了一份温暖和亲切,这种回忆也是需要的,毕竟乡土中国有着不同的面相。史家通过对不同人历史记忆的展现与诠释,可以使历史的面貌变得更加真实和完整。

  

   澎湃新闻:人们印象中的历史著作,以事实的分析、考证为主,像人的心态、情感这些主观因素,相对而言比较难呈现,您如何看待情感史研究,在您的研究中又是如何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的?

  

   唐小兵:情感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门类,不过确如你所说,对于人的心灵、情感,是比较难触摸的。我们比较容易论述社会制度的沿革和文化的变迁史,而如何探究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这需要慢慢走近,也需要一些缘分。我记得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写过一篇名为《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的文章,刊发在《中国学术》上,对我触动很大。我们以前所研究的中国革命,多以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切入,而裴宜理则独具匠心地用情感为聚焦点来审视中国革命。比如她分析了民众的诉苦、愤怒、仇恨、热爱、崇拜等心态,这些都是革命动员中的情感运用。至于我为何研究情感史,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大学生时代热爱文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因此对人本身的情感体验和历史命运比较关心。另一方面我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史,接续的是由许纪霖教授开创的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这一学术脉络。这一研究,是将知识分子放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之下,探测他们内心的矛盾与紧张。这种研究,需要研究者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要进入人物心灵,表达的时候也要避免过度抒情。钱理群教授写过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三部曲”,从《天地玄黄:1948》、《我的精神自传》到《岁月沧桑》,在他的研究中,不同的知识分子因为时代、阅历、知识结构与性情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了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种精神史的研究也是我想传承的学术脉络。

   我写情感史的史料来源有日记、书信、回忆录、文学作品、报刊史料等,这些能够给我提供有价值的素材,比如我前些年曾经撰写过一篇《重访中国革命:以德性为视角》也试图处理革命政治中的人性与人心。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番广阔天地,比如我收录在《与民国相遇》中写萧公权的《真名士,不风流》一文就谈到,他出国前有段包办婚姻,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遇到了很谈得来的女留学生,有人就怂恿他解除婚约,然而萧公权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婚姻怎样开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怎么经营它,这和是否包办还是自主,关系并不大。还有像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她接受过新式的教育,后来基本上是在照顾陈先生的生活。我写这些文章,试图想表现个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微妙心态。我写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情感史,所关注的也是两人的出身、阶层、地域、趣味之异同,这些都会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影响。沈从文和张兆和所组建的家庭,其实是带有某种悲剧色彩的,虽然这段婚姻一直延续下来,但历经波折。沈从文在解放前由于被认为写作“桃红色文艺作品”和分不清形势,被郭沫若指名批评,曾一度试图自杀,而张兆和则比较能接受新时代的到来。沈从文感觉自己得不到理解,所以内心有种苦闷和焦虑。这些都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我所研究的情感世界,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人物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因为人的存在需要精神的支撑,通过对人物情感的研究,理解的是他的个性,这方面中文系学者做的比较多,如王德威、陈国球、张春田等海内外学者所做的关于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之关系的研究。

  

   澎湃新闻:钱理群教授认为您在写《与民国相遇》时有两个自觉的追求,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中汲取现实生活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对此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一评价?

  

   唐小兵:我在此非常感谢钱老,在百忙之余能够给我写这么语重心长的序言。我在书中的第六辑《书话》中收录了一些书评,涉及前辈何兆武、王家范、杨国强、许倬云、叶文心等老师的著作。我试图在他们所形成的学术脉络中获取有营养的思想资源。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进入学术的脉络。没有一个学者是横空出世的,他只有浸润在学术传统中才有生命力。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受到海外中国学的影响比较大,其实在民国,我们已经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如萧一山、孟森、张荫麟、吕思勉、陈旭麓等前辈,已经写出了一流的史作。作为一个学者,只有深入到学术脉络中,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否则将毫无头绪。二是进入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传统,毕竟学者首先得学会做人。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写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番话,这已成为了学者们的共识。学术研究本身是严肃的,它不应迎合权力和大众,它应该是像韦伯所说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对于如何探索自己的研究之路,我觉得作为好的学者,必须要有学术个性,无论是在写作、阅读还是思考上。我最初研究报刊史和知识分子史,现在又关注文化交流史与阅读传播史,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作品获取丰富的养分,传承不同的学术脉络。在这点上,我感激自己所处的华东师范大学和历史学系,历史系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包括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新文化史等,我能从中获取不同的资源,尽量使研究成果有种多重面相,我知道做到这点很难,但我在努力探索。谈到这里我想起今年春节时,我给思勉高研院杨国强教授短信拜年,他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很受触动。他告诫我繁忙的境况中仍然应该“从容读书,从容思考,从容养气,从容观世”,我将此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时代如何肃穆严苛,如何自我压抑,但个人还是能够做出一点努力的,要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正如钱理群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的,要凭着兴趣做学问,凭着良知教学生。业师许纪霖教授常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也是我经常用来敦促自己的。与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如认真读书踏实为学,做一个不折不扣的燃灯者,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气乃至浩然之气,不过这个得慢慢来,着急了就容易功利,容易自我焦虑,进而掏空自己。就这点而言,我很佩服余英时先生、钱理群教授、杨国强教授等前辈学人,他们无论是读书、写作和做人,都是我景仰的典范,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修行,沉潜深思,写出一些有长久意义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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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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