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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现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是对“美国压迫”的反应

更新时间:2017-11-21 09:24:48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引爆了波及整个次大陆的宗教冲突,同样难以直接归咎于英国殖民者。

   在此书中,毛杜迪明确宣称,伊斯兰教制度是人类唯一理想的制度,其它一切制度都是“邪恶和专制的”,圣战是比礼拜和封斋更重要的穆斯林宗教义务,其目标是消灭一切非伊斯兰统治,建立伊斯兰统治,圣战对象之一是伊斯兰教内部敌人“伪信者”(即其它教派),……由此看来,把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说成是对所谓“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至少有违现代圣战理论基础著作诞生的背景和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武装圣战思想理论和行动长期以穆斯林国家[11]政府这类“近敌”(near enemy)为最重要敌人和主要打击目标,而这些“近敌”中许多是高举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乃至“社会主义”旗号而崛起的世俗政权及其领袖,这些激进组织、个人得到的经济资助和政治支持较多来自海湾君主国。圣战武装全面崛起、全球圣战主义(global jihadism)泛滥,契机是1980年代抗击苏军的阿富汗战争。把这些归结为全部、或主要是对“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不能成立。

   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发祥地和绝大多数基地组织创始骨干的母国,基地组织1988年初创时,2/3核心成员是埃及人,[12]埃及人库特卜(SayyidQutb)是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开山宗师,号称“全球激进伊斯兰运动教父”、“武装圣战之父”、“伊斯兰恐怖哲学家”,是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被拉登、扎瓦希里等奉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教父,他不曾直接遭受美国迫害。包括号称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圣经”的《路标》在内,库特卜的代表性著作完成于埃及纳赛尔政府的监狱,他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入狱,是因为他们接受沙特阿拉伯资助,企图刺杀纳赛尔总统等大批政府官员,推翻纳赛尔政府。

   法拉叶(Muhammad ‘Abd al-Salam Farraj)堪称库特卜衣钵传人,是埃及最重要伊斯兰圣战理论家、“伊斯兰圣战”组织(Al-Jihad Al-Islami)创始人和精神导师、当代“独狼”暴恐理论开创者,他声明,《古兰经》和圣训教诲的根本上是关于战争的内容,现代穆斯林“被疏忽的职责”正是圣战,呼吁“战斗——对抗和流血”,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有职责参加暗杀行动,……;而他认为,异教徒西方虽然用心恶毒,但“同‘近敌’战斗比同‘远敌’战斗更重要”,消灭埃及统治者并在埃及建成伊斯兰国家才是第一要务。[13]拉登死后的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也一直强调,“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经过开罗”。[14]

   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才在拉登极力倡导推动下较多地将矛头转向以色列、美国、欧洲这类西方“远敌”(far enemy);直到1998年,扎瓦希里才率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建制加入基地组织,首次选择同美国人及其西方盟友开战。拉登之所以如此倡导推动,直接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第一次海湾战争,沙特国王邀请美军入驻保护,长远目标是因为他将美国视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重建“哈里发帝国”终极目标的障碍;若将这一起因归结为“西方霸权”和“美国压迫”,同样是荒谬的。而大批圣战组织之所以同意接受基地组织指导转向对“远敌”开战,直接原因是承受不起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的无情镇压,不得不同意与本国政府停火。

  

   三、阿拉伯国家“祸水外引”对该区域乱局难辞其咎

   至于911事件引发的美军打击伊拉克和阿富汗、“阿拉伯之春”后相关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战乱,美军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击伊拉克和干预操纵利比亚、叙利亚战乱固然有错,但有几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其它阿拉伯国家政府推动大规模向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输出极端分子对伊拉克乱局影响重大,而且本国最终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

   萨达姆政权倒台打开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伊拉克膨胀坐大的盖子,这基本上已成国际公论;但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塞特马里阿姆(Mustafa SetmariamNaser)号称“新生代圣战者首席战略家”,是欧洲恐怖小组和阿尔及利亚血腥反政府恐怖主义圣战的设计师,是系统全面总结、发展、阐述反西方“个体圣战”实践经验并上升至理论层次的第一人,其思想理论指导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逊尼派暴乱和欧洲、美国的恐怖活动方式,在中国的一些严重暴恐大案中也能看到其理论主张的影子,而此人投身恐怖活动始于1980年穆斯林兄弟会军事骨干培训班,地点在伊拉克巴格达拉希德军营。

   与此类似,叙利亚政府也曾公开颂扬发动自杀性暴恐袭击的人体炸弹“殉教者”。2003年9月6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殉教者’代表了民族的意识,他们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人类中最令人尊敬的人。”[15]

   沙特、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实施将本国反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押犯送往海外圣战的“祸水外引”策略,始于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故伎重施,其目的是减轻激进、极端分子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毕竟,即使在沙特这个二战以来最稳定阿拉伯国家之一,1960年代后半期以降也曾经历政局动荡时期,反政府传单撒上主要城市大街,武装政变传闻风声鹤唳,仅1969年破获的多起未遂政变中就拘捕嫌犯逾两千人,其中政府官员二三百名,空军官兵一百余人,被捕空军官兵中将、校等高级军官多达20余人。[16]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派“新伊赫万运动”1979年11月20日在麦加发动武装叛乱,组织两千武装分子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自称真主使者马赫迪降临,号召推翻沙特王权,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伊斯兰神权国家,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沙特政府军足足花费了半个月时间方才完全攻占大清真寺,控制局势,据称政府军官兵阵亡2700余人之多。[17]有鉴于此,“祸水外引”被这些阿拉伯国家视为一箭双雕的高招:

   2003年11月斋月期间,也门政府释放1500多名犯人,其中基地组织嫌犯92名。

   2005年1月宰牲节期间,阿尔及利亚政府大赦犯人5065名。

   2005年9月,毛里塔尼亚新军政府大赦政治犯,其中激进分子为数众多。

   2005年11月斋月结束之际,摩洛哥政府释放164名激进分子,同月又以纪念独立50周年名义释放5000犯人。

   2005年11—12月,沙特阿拉伯释放400名激进分子犯人。

   2006年2—3月,阿尔及利亚政府释放犯人5000名,以此作为全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

   2006年2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释放1600名犯人,其中不乏激进分子。

   2006年3月,也门释放600余名极端分子。

   ……[18]

   为了向海外输出极端分子祸水,这些阿拉伯国家向赴海外圣战的极端分子们提供了大幅度机票折扣等便利,众多伊斯兰慈善组织也活跃其中。至于阿拉伯之春后某些阿拉伯国家对战乱国家叛匪组织的全方位支持,众所周知,在此无需赘言。

   阿拉伯国家的“祸水外引”策略不仅对目标国战乱难辞其咎,而且他们本国日后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正是阿富汗战争造就的“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群体(英美情报机构认为有1.4—1.7万人)[19]令拉登势力崛起并威胁沙特本国,其中的三千“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Algerian-Afghans)及其组成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又成为核心、骨干发动了血腥的1991—2002年阿尔及利亚内战。[20]这场内战死亡总人数15—20万,[21]其间仅1992—1994年间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就造成了6.5万人死亡。[22]割喉、斩首、断肢、掠夺强奸妇女性奴之类残酷手法因“伊斯兰国”习用而为世人熟知,最初也是出现在阿富汗“圣战”硝烟之中,然后被阿富汗圣战老兵们带到了波黑和阿尔及利亚内战战场。对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重施“祸水外引”故伎,迟早会令这些阿拉伯国家收获更大的反噬压力。

  

   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早期渊源无关“外部压迫”

   进一步上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渊源,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荒谬。瓦哈比派源出九世纪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罕百里在世时,该派已经在帝国都城巴格达制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以逼迫哈里发屈服,后世弟子更是热衷于在巴格达等中心城市采用社会骚乱、暴乱、乃至暴恐手段强制推广自己的主张,一次次逼迫统治者退让。[23]不少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学者也认为,“伊斯兰国”极端主张和血腥做法的内核源出7世纪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24]但无论是哈瓦利吉派诞生、活跃的7—10世纪,还是罕百里教法学派横行巴格达的10世纪,阿拉伯帝国都在咄咄逼人对外扩张,不断鲸吞蚕食基督、佛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世界领土,谈不上有什么“外部压迫”、“西方霸权”。

   五、结束语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现实生活中,自信且勇于自省、自我革新的民族和国家更能与时俱进,实现发展。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社会上下普遍极度缺乏自省和自我革新意识,一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原罪”、犹太人的“阴谋”和他人的“误解”,不少非穆斯林国家、非穆斯林精英也对这种拒绝自省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推波助澜,甚至将其设为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这种状态不改变,指望阿拉伯国家和其它穆斯林国家自我更新,走上全面进步坦途,实属徒劳。在发展对外经贸和选择外交战略支点时,我们要冷峻、清醒地认识评估各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基础与前景。

   对我国而言,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且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利益大面积不重叠;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迥然不同;我们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穆斯林国家总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我们从不强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接受我们的看法和自我改革,但更不应该在观察国际国内相关问题时让这些国家盛行的、明显违背事实的论调统治我们的智库与媒体,拱手让其禁锢我们的头脑,甚至把这些论调奉为不可触犯的“政治正确”。这样做实质上等于意识形态太阿倒持,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外经贸与外交战略,而且将给中国国内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埋下不容忽视的颠覆性隐患,更不用说这样做根本上就有悖国体。基督教西方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在伊斯兰原教旨教义中定位孰高孰低,我们无须大张旗鼓广而告之,但应该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认识。

我们愿意与各穆斯林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交往,按照平等互利、非宗教原则开展全方位经贸合作,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他们的观念。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的帮助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特别是手把手培训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之功,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孤例;但我们面对苏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为此不惜承受毁约、撤走专家、百万苏军压境乃至核威胁之压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战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西方国家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和绝大多数技术、管理知识来源,我国对西方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多年来高到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感到“不安全”的地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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