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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更新时间:2017-11-20 12:57:37
作者: 田余庆 (进入专栏)  
要变,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西周原来被认为是一种统一状态,开发了东部以后,反而使统一走向自己的反面,到处是分裂的现象,还找不到出路。

   再看战国的情况。战国跟春秋,我们统称东周,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分成前后两段而已。春秋这个时代大概过了300年,就是暂时在盟会状态之中维持秩序,局势慢慢就有一种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于公元前403年,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就是所谓三家分晋。晋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大国,经过了长期发展过程之后,晋国内部秩序没有维持住,盟会也阻止不了晋国内部的分化,这个诸侯被他底下的三家给颠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却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坏的一个大标志。

   接踵而来就有一点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事件接题而来,三五十年出现一个。把几个大问题,几个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来秩序上的变化:公元前403年,这是三家分晋。到了公元前386年,齐国又出了问题,齐国本来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齐国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这件事和三家分晋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两个强大的诸侯国,一个魏国、一个齐国,在徐州相约称王。称王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国家最多只能称公,这是一个封建秩序中的等级问题。“徐州相王”说明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说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则只是逃亡到洛阳来的一个流亡政府,没有实力。诸侯与周王名分上平起平坐,实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进一步破坏了。

   公元前288年,又出现了一个现象,两个强国,西方的秦,东方的齐,齐秦两个强国彼此相约,不称王了,改称为帝。在古人的观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实际上已经进入人神之间,超越世俗的统治者,把周王压到自己的脚底下。这个事情的出现是一个象征,就是王之上还要出现一个新的名号,才能维持秩序。齐秦互帝出现了一下,又取消了,条件还不够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个后起的强国——秦国,冒冒失失的强国,又是个野性比较强的强国,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居然从西面跑到东面,把周王灭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产生新的统治者,必然要出现一个帝。不能是两个帝,只能是一个帝,这一个帝谁来做?战国后期,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惟一独尊的帝的出现创造条件、敲锣打鼓。

   从这里我们联系到当时舆论的动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诸子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现象内容丰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种历史的都很重视百家争鸣的内容。我在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新秩序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子百家和后来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间的关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坏以后,用什么秩序来代替,春秋盟会没能解决,战国时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办法也还没能解决。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而解决以后又是个什么状态,应当给未来的新秩序设想一些蓝图。诸子百家中间有许多设计社会政治走向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统一描绘蓝图,制造舆论。

   比如“九州说”,中国政区的划分,不是一个国。一个地区分开,而是用九个州来区分。九个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内划分的,从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克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从这里进人关内还有雍州、梁州。这九个州的名字并不是在过去都存在,过去也不是这样区划开来的,这是战国时人自己的设想,还说是当年夏禹治水的时候巡行天下,已经把这九个州划开了,所以叫禹贡九州。禹贡九州之说就成为一种将来要形成的国家的行政区划。实际上秦汉统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

   将来形成的新的秩序应该是继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模糊地认为是华夏的一统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应当沿续夏、商、周。这个一统又要给它设计一个新的形式,中心区域是中央直辖,叫做王畿。王畿之外有一个圈圈包围着,这就是中央所必须配置的势力,也可以是诸侯。在这个层次之外又有第三个圈圈,这个圈圈应该是可以用绥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来。第四个层次,则是可以用一些约定的办法保持联系。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就是匈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也是一种对未来政区的设想。整整齐齐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这只是战国时候为将要出现的新秩序的一种说法。

   从理论上说, 夏、商、周以后应当出现一个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有人从这个方面思考,出现了所谓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认为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用德来表示,形象化来说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来表示五种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认为是五行相生。秦统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在五德终始里头,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统一以后标榜自己是水德,与水德相应的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颜色、数字、历法变化等等。拿历法来说,夏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阴阳合历的农历据说是夏代所使用的历法。夏代以后,商有商的历法,周有周的历法,实际上是同一种历法相因相革。夏历正月为岁首,可是商的历法就不是用正月为岁首,它是用十二月为岁首,到周的时候,它用的是十一月为岁首。到了秦,它觉得要继承这个东西,按这个东西的变化规律来说,秦的岁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记载秦的年月,都是以十月为岁首,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改回到正月。这也是一种为统一地继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设计的秩序。至于民间社会秩序,也有一种办法,就是主张井田制。农民总是要有土地种,分土地得有一个办法,把它系统化,把它规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

   看来,这种历史的铺垫,为秦汉的出现,为这个统一国家的出现,呼唤了几百年。秦的统一,上面有周制作为源头,中间有各种设想、各种蓝图,最后形成了秦的统一制度。当然秦的统一不光是一个历史的因革而已。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所组成的国家,能够接受这个统一,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同样一种文字,同样一种历法,同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于战国诸子的思想舆论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国统一真正的凝固剂。这样就为秦朝建立统一制度打下了基础。秦的统一,说起来是十年统一战争,实际上是水到渠成,并没有太大的战争,确实是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历史铺垫造成的必然结果。由西周那种我们把它说成是统一,而且古人还认为是夏、商、周相沿一贯的统一,到我们认为确实的、比较有内容的秦汉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统一过程的第一个时期。

   与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汉所形成的统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绝对否定。分封制其实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最高统治世袭,世袭者最可靠的亲信就是自己的血亲。有了这样一个原因,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保证就是由他的血亲来控制局面,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分封制度。后来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祸害,要取消。但是取消以后,统治者仍然是世袭的,他仍然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还得有分封。秦统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为一个最大的对立面予以否决,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但实际上在以后的朝代,为了最高统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还不断出现,就连西汉也是这样。

   西汉跟着汉王刘邦打天下,与其平起平坐的,都是这个王那个王,地位上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刘邦做了天子,只好把这些人都封为王。到后来尾大不掉,一个个都叛变。封异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来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还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权力。最后定下来,分封只到侯一级,侯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县,侯国的全部租税所人由这个候所有,侯国的行政权是归中央政府的,侯国的官员由中央派,用这个办法暂时解决了问题。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为这是君主世袭制下被认为最可靠的一种统治秩序,只是具体办法各有不同。

   秦汉统一帝国,这样一个帝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帝国。古希腊、 古罗马,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等都形成过军事征服,形成过一时的大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到后来分崩离析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大帝国没有像中国出现秦汉大帝国之前那么一种几百年来历史的铺垫,没有这样一种坚牢的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进人中国,统治中国之前,它在欧洲、在中亚、 在西亚建立了几个汗国,这些汗国有的也延续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业绩只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国一个一个崩溃了。蒙古人自己的归宿还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中国相邻还有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中国的土地,才有建立统一大国的传统和完备的制度,能够让蒙古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朝代传承久远。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秦统一以后,对开发国上做过一件大事,就是迁徙七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 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这是一件大事。从开发中国的边疆土地来说,一拨一拨去是比较常规的。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大的行动,从中国北方,一支50万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岭南,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进到南海边上,把长江和珠江之间大片的还没有开发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国范围里面来。这对中国以后逐步开发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万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字,50万七科谪的人到了岭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当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这50万人在当地越人中间势必会起到传播中原华夏文化的作用,对岭南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在广州发现了许多汉代南粤王的遗迹,包括宫殿在内,所涉及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先人就是七科谪的时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汉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这种作用,但后代反复较多,与戍岭南不大一样。当然,南方的开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南方处在落后状态,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统一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之下出现分裂,三国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此时之所以有三国,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动乱。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长江沿岸、南北两面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扬州,就是江东地区,开发得早一些;一个是荆州,就是今天的两湖区域;一个是益州,实际上是成都平原。这三个区域在东汉时候人口增加很多。东汉人口是大量减少的,从西汉的六千万一下减少到一两千万,后来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汉的水平。东汉北方各个州郡普遍减员,只有扬州、荆州、益州增员,而且增得很多,扬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荆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这个地区的发展,从人口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后魏、蜀、吴三国争权的时候,荆州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国家呢?因为荆州处在一个四战的地理环境,不可能长期立国,所以荆州就是跟着吴国、蜀国一起和北方对抗。这是在中国南方开发中间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一段插曲。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

中华民族历史上,南北不平衡发展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两次偏安的存在,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种苦涩的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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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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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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