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批儒和尊孔思潮，张申府认为，对于这两股思潮应当“重新估价”，即，应该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即区分儒教糟粕与孔子精神。在他看来，对作为儒教糟粕的“孔家店”应该打倒，而对作为孔子精神的“孔夫子”应该继承。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仅仅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针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总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关键词：张申府；孔家店；孔夫子；儒学观

　　 20世纪初叶，相对于儒学而言，国内学界出现了两股对照鲜明的思潮。一是激进主义，其主张以外来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一是保守主义，其以“国粹”来看待儒家文化，故主张维护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面对这样两股思潮，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扬弃”地提出另一种主张：一方面，承认传统儒学的确存在糟粕，而且主张必须清除这些糟粕。另一方面，亦肯定儒学有许多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并主张继承并弘扬这些精神遗产。很显然，这样一种主张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在继承儒学精神遗产的同时，还需要“哲学地”发展儒学，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之源。这样一种思想主张，体现出张申府的儒学观。

　　 一

　　 20世纪初叶，在多种历史机缘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以至形成了激进主义思潮。概括地看，这股思潮认为儒学存在三个方面的缼欠：其一，儒学服务于君主专制，为封建专制的“傀儡”。梁启超说：“孔学则严差等，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①]其二，儒学违背人性，形成对人的“道德压迫”。胡适说：“理学家们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②]其三，儒学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社会进步。梁启超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③]基于这样几个方面，激进主义学者认为儒学应当被批判，孔子应当被打倒。对于这样一种主张，胡适曾以“打倒孔家店”来概说。他在《吴虞文录·序》中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④]在此，“打倒孔家店”虽是胡适在介绍吴虞时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却准确概括了当时学界的批儒思潮。质言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打倒孔家店”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在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的同时，作为对批儒思潮的“反弹”，学界亦出现了一股以“尊孔”为特征的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虽具体体现于“保皇党”、“国粹派”和“保教派”之不同阵营，但其核心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确千疮百孔，几于病入膏肓，但根源并不在于儒学和孔子。相反，“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⑤]。之所以如此，在于孔子的“为人之道”并未在中国社会真正实行。柳诒征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⑥]具体来讲，这股思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表示或粉饰太平”；其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在全世界的盛行；其三，在复古潮流下对“思想重心”的追寻；其四，借尊孔以恢复民族自信等。[⑦]关于这样几个方面，章太炎曾概而言之说：“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⑧]

　　 对于上述两种思潮，张申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激进主义思潮，张申府认为，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已有批判过于盲目、浅显。他说：“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这些年来，在思想上中国诚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问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封建思想的依然弥漫，也是不能掩盖的情实。”[⑨]“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⑩]总之，“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11]。关于保守主义思潮，依着张申府的理解，“尊孔”思潮只停留于“外在”的尊孔，故无助于“解放”孔子“圆融而切实的教义”。他说：“近来对于孔子的信仰实在已失坠了。若想恢复之，而不从培养大师阐发其教义上着手，乃突然地因仍故常举行宗教的仪式，便令别无害处，也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说得上什么恢复信心，挽救国运？”[12]对此，张申府解释说：“吾的意思，并不只简单地说，孔子是不该尊的，不值得尊的。但吾深信，在现在情形之下，如果尊之不得其法，……那便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3]质言之，“尊孔”是应该的，但“尊孔”的方法一定要恰当。他说：“要想解决现在中国的根本经济问题，也只能用前进的方法，不能用倒退的方法。不幸，现在尊孔的种种起因，竟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14]

　　 由此来看，张申府对于上述两种对立思潮均持有异议。进而，他认为，要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讲，需要对上述两股思潮进行“重新估价”。他说：“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15]在张申府，“重新估价”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相对于20世纪初叶“启蒙运动”来讲可称为“新启蒙运动”。他说：“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16]之所以谓之“新启蒙运动”，缘于此运动的基础是“理性”，而上述两股思潮的基础并非如此。他说：“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除了加紧努力于五四所对付的对外问题外，不但在宣传上，而且在实践上，推动这个新启蒙运动，应是今日一桩最当务之急。而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17]那么，何为“理性”呢？消极地讲，它是指“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积极地讲，它是指宣传和实践“切实”、“客观”、“唯物”的“科学法”。他说：

　　 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18]

　　 基于“理性”，张申府认为，这种“新启蒙运动”乃是在“继承”前提下的“扬弃”。他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19]那么，何谓“扬弃”呢？他说：“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20]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对儒学和孔子所产生的“误解”，辨明孔子思想中的是与非；才能“阐发”孔子的“真精神”，真正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21]为了实现“扬弃”的目标，面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张申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子夫子”的口号。他说：

　　 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22]

　　 二

　　 从张申府的口号来看，“打倒孔家店”是其中一义。他说：“在抗战时期我又常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23]在张申府，所谓“孔家店”有其限定的含义，其所指乃“孔门儒教”。具体来讲，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指被作为宗教看待的儒教；其二，指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因此，所谓“打倒孔家店”，一是指把孔子从“圣坛”上请下来，去除其身上的“神圣光环”；此意指反对以孔子为“万能”。二是指把儒学置于学术思想的“百花园”，去除其所享有的“独尊”地位；此意指反对以儒学为“全对”。他说：“若以他（指孔子——引者）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24]就此来讲，他说：“今日对于孔子再不必有一点迷信了，也再不可有一点迷信了；……孔子及其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逃的时代限制。”[25]那么，为何张申府要主张“打倒孔家店”呢？基于“理性”，他认为，“孔家店”应被“打倒”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孔家店”限制学术自由。在张申府看来，无论是学术进步，还是文明发展，均依赖于“自由的空气”。质言之，“思想自由”乃学术繁荣的前提，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正是前引他所谓“第一要自主”之所指。对此，他说：“思想学术的发展是需要自由与方便的。……‘只有在开阔的天地里，自由的空气中，肥沃的土壤上，乃能开放光华灿烂的文化之花，结成甘美宜人的学术之果。’”[26]然而，儒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结果是，虽然儒家思想得到了弘扬，但学术界形成了思想专制；此种格局不但限制了学术进步，而且也阻碍了文化发展。因此，要促进学术进步，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打破“独尊儒术”的格局，进而破除思想学术专制。质言之，把儒学“定为一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张申府说：

　　 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罢黜百家，定为一尊，严门锁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27]

其二，“孔家店”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在他看来，“饮食男女”四个字乃人的自然本性，故亦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说：“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吗？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得法，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餍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世界不从此长治久安了吗？”[28]然而，虽然儒家对此有所了解，但其认识却远不到位。具体来讲，儒家虽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它又极力倡导“礼教”，以束缚并压制人的自然本性。由此来讲，儒学实际上乃“误尽苍生”之学。张申府说：“孔仲尼，孟子舆，总算很看到这个了，所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所以说‘食色性也’。然而他们对付这个的方法，只有礼乐。乐自要紧，礼便只有流弊。后来出了迂阔的宋儒，说什么‘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两句话恰恰与人心的两个根本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