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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评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回避王书金

更新时间:2017-11-03 10:28:13
作者: 龙宗智 (进入专栏)  
以及本案与同类案件裁判的统一性等要素。然而,聂案再审判决避开王书金问题,妨碍了裁判正当性要素的生成。

   一是因欠缺裁判的回应性而妨碍正当性。民、刑诉讼的辩论原则,除肯定当事人诉讼质辩的权利和诉讼意义,还要求法院裁判应当建立在当事人诉讼主张之上,对诉讼主张作有效回应:不能回避忽略当事人诉讼主张及其主要理由,也不能超越诉讼主张作出裁判。聂案再审,因王书金认罪而引发申诉,启动申诉审查程序,继而引发再审,而且其认罪事实已作为辩方再审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另一主要理由是原证据体系有问题),聂案判决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回避王书金认罪及相关证据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该案申诉、再审理由”有头无尾“的状况。裁判对当事人主张的回应性不足,势必引起社会困惑及业界质疑。[6]

   二是因损害理由充分性而妨碍正当性。裁判理由充分性是维系裁判正当性,防止专横裁判最重要的因素。如前所析,无论是申诉复查,还是再审裁判,承审法院均不可能不充分评估王书金自认真凶及相关证据事实;此一新的证据事实,对提起再审及做出改判无疑存在重要影响。然而,再审判决却回避这种影响,导致不能展开法官心证形成的全过程,因妨碍裁判理由表达的充分性而损害了裁判正当性。

   三是因损害同案同判的平等性及司法的统一性而妨碍正当性。亦如前述,再审判决所做原判证据体系诸种瑕疵的分析固然有理有据,但如依此类证据瑕疵即改判重罪,即遵循聂案再审判决所明示的裁判逻辑,将使当时及而后形成的诸多裁判处于存疑状态。但类似诸多案件实际上并不可能启动再审(关键是不具备王书金自认真凶而且可能是真凶的新证据事实),这就形成聂案再审判决所表达的裁判逻辑与其他类似案件不一致的情况——聂案可改判而其他案件有类似瑕疵甚至可能更为严重但不能再审改判。因此,回避王书金问题的再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平等性及司法统一性上,就其形式层面有所失分。

   其三,避开王书金亦不能避免两案裁判的”实质冲突“。

   聂案再审判决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而避开王书金问题,其意义在于避开与王书金案裁判的矛盾。即避免本案认为王书金可能为真凶,而王案审判则否定其真凶可能性,由此形成裁判矛盾。应当说,聂案再审法院的这一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聂案判决不评价王书金,只是避免了两案裁判认定的”形式冲突“,却并未解决裁判理据上的”实质冲突“。

   分析王书金案审理与裁判,可以看出一个主导逻辑: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和法院裁判立足于否定王书金作案可能性。以河北省高院对王书金案二审裁定为例,该裁定否定了王书金主动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犯罪是其所为的事实。其否定的依据是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包括其一,现场发现的花衬衣作为作案工具,是案件中关键的隐蔽性细节,而王书金没有提供这一情节;其二,根据被害人尸检报告,被害人系窒息死亡,被害人胸腹部皮肤完整,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但王书金所述杀害手段与尸检报告不符;其三,根据被害人丈夫侯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害人被害时间应为1994年8月5日17时许,王书金所供作案时间与此不符。此外,王书金所述被害人身高以及所谓没有外界信息来源的情况下供述案情亦与事实不符。据此,河北省高院的二审裁定支持了检察院所提意见,即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然而,聂案再审判决对王案二审裁定所确认的部分证据事实予以否定。如就作为作案工具的”花衬衣“这一关键性隐蔽证据,判决指出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某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上述事实不能认定,该花上衣根本不存在;检察机关提出,花上衣来源不清,现场提取的花上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上衣是否同一存疑,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动机不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判决认定:“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检察机关提出的花上衣来源不清,将其认定为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又如,对被害人被害时间和死亡原因,判决指出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原审认定康某某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康某某遇害时间不明,原审认定康某某系窒息死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检察机关提出,康某某死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判决认定:”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原审认定康某某死亡时间和原因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康某某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上述对比可见,王书金案二审裁定否定王书金供述真实性,是以聂树斌案原审判决及其定案证据所支持的作案工具、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事实情节为重要前提,而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对几项重要事实尤其是作案工具花衬衣的确实性已予以否定,从而形成两案裁判的实质冲突。

   综上,聂案再审判决避开王书金问题的评价,损害了裁判理由充分性及裁判方式正当性,亦不能避免与王案现存裁判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并非生效裁判之间的冲突),其弊端较为明显。

  

   三、聂案裁判应如何处理王书金自认真凶的证据事实

   笔者认为,本案裁判生效后,出现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真凶等证明本案作案另有他人的新证据,本案再审虽然不能将他案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作为审判对象进行审理和裁判,但为充分利用证据,准确认定本案事实,防止误判,可以,有时还应当将他案当事人自认真凶的新证据事实纳入本案证据评价和事实认定范围。其程序处理可按以下两种路径:

   其一,一般情况下,应当组织对自认作案人或有证据表明其可能是作案人的嫌疑人另案侦查,然后以该案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审查后作为本案的免证事实,并结合本案证据,对本案做出再审裁判。此种情况下启动另案侦查,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4—2条第2款的规定:(再审程序中)”如果从新的材料来看,某个第三人可能牵连到实施犯罪,预审委员会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有管辖权的共和国检察官,由共和国检察官进行必要的案件调查,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司法侦查。“其二,因他案嫌疑人死亡等原因不需要继续侦查,或他案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为本案的作案人,已经进入他案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但尚未做出生效裁判,或虽有裁判,但不能确认该嫌疑人、被告人为本案真凶,类似情况下,控辩双方或一方如将指向他人作案可能性的新证据提出,法院应当允许举证质证并应当在判决中对此类证据做出评价。如果此类证据是法院发现且认为可能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则应依职权将此类新证据纳入审理范围。本案再审裁判则应当评价指向他案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包括自认真凶的证据)对本案的影响。

   上述第一种情况是通常情况和实践,无需论证,但就与本案主题有关的第二种情况,即在无生效裁判或虽有裁判但不能回应本案证据事实需要的情况下,本案审判应当评价相关新证据的证明作用,笔者的上述主张需要进一步说明:

   1.为了保证对案件的充分审理,以实现司法公正,应当将与本案具有相关性的全部证据事实纳入审理和裁判范围。应当说,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所谓证据的相关性,是指”该证据具有与没有该证据相比,使得某事实更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趋向“。[7]为了对案件事实作客观准确的认定,案件审理应对全部具有相关性的证据进行调查,并作出评价。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项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4—3条第3款就再审程序规定:”再审与复审法庭庭长在审理过程中可以要求审判组织听取任何有益于法庭审理的人的陈述。“以聂案为例,王书金自认真凶无疑影响聂树斌作案的可能性,这是将其纳入证据调查最重要的理由。

   2.审判法庭的独立性,首先是判断的独立性,因此审判法庭包括再审法庭有权不受约束地斟酌他案事实包括其他人作案的事实对本案的影响,即使他案犯罪事实正处于另一诉讼过程。评估他案事实,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起诉指控的事实、未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约束力。本案法庭可以独立地对与本案事实有相关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进行调查和评价;另一种是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为了维系法秩序统一性,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具有免证效力,但是有证据推翻该项事实认定的除外。[8]聂树斌案再审判决时,王书金案尚处于死刑复核阶段,其二审裁判属于未生效裁判,因此该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聂树斌案再审并无拘束力。

   3.在法律上确认某人犯罪,与在事实认定中认定某人的犯罪嫌疑即作案可能性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法律问题,受无罪推定原则约束;后者是事实问题,并不产生确定某人有罪的法律后果。未经法院审理不能认定任何人犯罪,但是因本案事实认定需要,可以述评非本案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案中实施犯罪的嫌疑或事实。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需要、同案犯未抓获等原因,共同犯罪人未归并作一案审理的情况比较普遍,但为展现全案事实并适当认定本案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本案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不可避免地将非本案审判对象的共同犯罪人的作案事实纳入,不过通常标定为”另案处理“。另一种情况是他案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是本案真凶,这一犯罪嫌疑也可以在本案审理中调查,并在判决中予以评价,说明该犯罪嫌疑对本案的影响。这里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案作出的再审判决([2013]浙刑再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为例说明。

   张辉、张高平案再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犯强奸罪的证据,现已查证不实“。因为”一、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二、原判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所谓”新的证据“,是指(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勾某某的STR分型“(勾某某因杀害大学生吴某某的罪行已于2005年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再审判决认定综合本案现有的相关事实证据不能排除系勾某某杀害被害人王某的可能。检、辩双方对此所提的意见予以采纳。”[9]

   未经依法审判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是公理。但在本案审判中,基于全面调查案件事实、客观评价证据充分性的需要,可以对证明其他人涉嫌本案犯罪的证据进行调查和评判。这就是张辉、张高平案再审判决所确认的法理。虽然我国法律对此未做明确规定,但其符合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学的一般法理,同时为司法实践普遍认可。

  

   四、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建议

聂树斌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审查的案件。山东高院复查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后者同意山东高院意见,认为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2项、第243条第2款之规定,决定提审聂树斌案。[10]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2项的规定,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而未适用第242条第1项,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其缘由亦应如前所述,即再审判决所表述的王书金涉嫌犯罪“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在另一方面,再审决定不适用关于新证据的法律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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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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