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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 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

更新时间:2017-11-03 10:00:04
作者: 卢晖临   李雪  
也许会增加更多面旗帜,但是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可能不会比他们十年以前更接近马凌诺斯基的评价”。[xv]事实上,费孝通在晚年也认识到这一问题:

   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xvi]

   意识到以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网络之于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费孝通在晚年致力于小城镇研究。在他看来,通过对小城镇这一高于农村社区的社会实体的研究,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纯粹的乡村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因为小城镇“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xvii]为了探寻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全国各地的调查比较,他先后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多种模式,[xviii]并且指出:小城镇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化道路。[xix]

   抛开小城镇发展的现实适用性问题不谈,以小城镇取代村庄社区,是否就解决了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论问题呢?毫无疑问,研究单位的扩大,使得那些在更大范围内才呈现的力量或者关系能够被包容进来,但是,以小城镇(或者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社区)为单位建立类型,与以村庄为单位建立类型,在其反映总体(无论是中国社会也好,还是中国农村也好)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换言之,方法论上的缺陷一如其旧。这一点,结合下文要讨论的格尔兹的言论,将看得更加清楚。

   (二)个案中的概括:人类学的解决方式

   极少有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抱负。[xx]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是主张特殊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也并不排斥概括。格尔兹[xxi]指出:

   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做研究……此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xxii]

   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而不能止步于微观描述。他敏锐地指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而人们时常会混淆个案的代表性和个案特征的代表性。研究者研究的是个案特征,而非个案。[xxiii]换句话说,个案可以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是偏离正常状态的,但它体现出的某些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异域见闻为什么会具有普遍意义。[xxiv]与此同时,他反对研究中的两种模式:

   这些模型中的两个主要模型是:一种是“琼斯维尔即美国”式的“小宇宙”模式;另一种是“复活节岛即实验个案”式的“自然实验”模型。或者是沙粒中的天地,或者是遥远的可能性彼岸。[xxv]

   在批评这两种研究范式时格尔兹指出:

   [前者]认为可以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乡村中找到民族文明、社会、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无意义的谬见。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很遗憾)小镇或乡村的生活。如果地域性微观研究真的因为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预设而具有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没有任何重要性……天然实验室的看法同样有害,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类比不成立——如果没有一个参数是可以控制的,还叫什么实验室?——而且还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看法:来自民族志研究的资料要比其他社会研究的资料更纯粹、深入、坚实或更少限制。[xxvi]

   “琼斯维尔即美国”研究范式正是早期学者处理概括性问题的方式。既反对“小宇宙”模式,又反对“自然实验”模型,格尔兹对自己的方法论取向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通过那些成就(actualize)整体的部分看待整体,通过推动(motivates)部分的整体看待部分,这样往返来回于这二者之间,我们经由一种持续的知识活动,试图使它们彼此成为对方的说明。[xxvii]

   这样一种整体与部分的持续互动,可以较好地解释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并成为扩展个案方法思想的理论资源之一。

   在格尔兹方法论思想中,最具有人类学代表性、也最有成果的莫过于“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了。它指概括个案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对重要意义的判断,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关注问题,以及与相关研究的比较。这种概括使得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一件事,或是一种风俗,一场仪式,变得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甚至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通过对l9世纪巴厘岛政治生活的考察,格尔兹从中概括出了“剧场国家”的概念。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的巴厘岛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属于“荒服殊俗”,这里的生活能有什么“普遍性”呢?格尔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前者指个案所体现的生活具有某种典型性、普遍性,如前文所述的类型学思路;后者则是一种地区层次的解释(local explanation)。[xxviii]它是用一种潜在的比较意识,来看待这个特殊的个案,并对其重要方面做出描述和概括。这种概括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这种概括本身,而在于它与其他相关理论的比较。

   “国家”这个概念一直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韦伯那里,国家具有一定的领土范围,并合法地垄断了暴力;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xxix]近来则有学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xxx]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与格尔兹看到的展演性的巴厘国家都迥然不同:

   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本质通过其至今所知的全部历史表露得一览无余,因为它从未走向专制(tyranny),也根本无力促使专制权利走向全面集权化;而且在辖制(government)方面也没有什么规划,它在追求辖制方面显得淡漠且犹豫;相反,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了庆典,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的迷狂精神(obsessions)的公共戏剧化: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与地位炫耀(status pride)。它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们乃是主持人,祭司乃是导演,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这并非意味着它们要制造出什么政治结果:它们即是结果本身,它们就正是国家的目的……权力服务于夸示(pomp),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xxxi]

   这是一段出色的“个案中的概括”。格尔兹向读者揭示了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性质、庆典和排场,而非权力的集中、专制。

   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相比,透过这种比较,巴厘国家显然具有重要的“他者”意涵,它向我们彰显了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厘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个案中的概括”才成为从微观走向宏观的一种可行之道。正如萨林斯所说: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面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强加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xxxii]

   在这种研究思路中,个案和个案中的概括构成了研究作品的基本格调。至于这种概括的意义何在,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现实有哪些关联,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解释更宽泛的意义和结果的相关性则是单独的工作,[xxxiii]是另外一项工作。如果说“个案中的概括”主要是人类学的取向的话,那么更注重科学性、概括性和理论建构的社会学显然不能满足于此。社会学要求在一项研究中成功地结合独特性与普遍性,从个案走向概括。即比较不再是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前提,抑或内心的尺度,而是一项直接的研究策略。

  

三、个案研究:可能的前景


   不难发现,个案研究的方法论进展,特别是研究者对于如何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这个难题的处理方式,是在与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相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标榜“科学”抽样调查,以及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科学技术”,内中体现的代表性和可推论性,很容易使注重描述和细节,对特殊性情有独钟的个案研究陷入集体失语的境地。面对不利的局面,个案研究的捍卫者最直接的反应便是:个案研究也可以像定量调查那样做到代表性、可推论性,典型个案就是总体的微缩景观。此种思路以费孝通的类型学——普遍主义研究范式为代表,试图“超越个案进行概括”,以实现对整体的认识。另一种反应则没有那么激烈。他们对抽样方法体现的代表性和概括性并没有那么热心;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个案研究的代表性这一问题的争论,而是继续埋头于民族志写作。在写作中他们发现,即使是特殊个案也会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通过“个案中的概括”和心中的尺度,他们成功地使民族志具有概括性。

   另有一派学者深感定量方法的强大威力。在吸取其某些做法的基础上,他们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这派学者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个案研究的有效性和概括性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概率抽样获得——分析性概括才是个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一)分析性概括

   如果仍然按照抽样调查的逻辑思考个案研究的地位和功能,那么与大规模抽样调查相比,无论是在概括的准确性上,还是在效度上,它都完全无法与其媲美。个案研究要想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具有与定量调查同样的地位,就必须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

   罗伯特·尹指出,在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的目标是进行分析性概括,而非统计概括。统计概括是从样本推论到总体。个案研究之所以不能进行统计概括,是因为个案并不是抽样单位,并且也不是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选取的。在分析性概括中,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前的理论作为一种模板(template),用来作为与个案进行比较的工具;[xxxiv]同时也构成发展新理论的前提。克里夫·西尔则将个案研究中的概括称为“理论概括”,他指出,一个个案是根据其逻辑关联或理论意义进行外推的,外推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个案的代表性,而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xxxv]他同时还指出,理论概括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它假定了普遍性结构和法则的存在。[xxxvi]因而,理论概括必须补之以未来的经验事实才能减少偏差。[xxxvii]无论是“分析性概括”还是“理论概括”,其实都强调了理论在概括中的重要角色。“个案研究中的概括”其生命力正在于此。看似简单的区分——将分析性概括或日理论概括与统计概括区分开来——却意味着决定性的一步。至此,个案研究开始遵循自己的特性和逻辑来解决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正如个案研究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分析性概括必须相当谨慎,并尽可能运用较多的信息相互参校才能避免过度外推[xxxviii]的问题。从而个案的选取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罗伯特·斯特克认为,研究者在个案选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个人的兴趣、是否有从事研究的途径等,特别是要选择那些令研究者认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收获的个案。即该个案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时候甚至有必要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个案。[xxxix]张静在《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一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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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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