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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我的学词经历

更新时间:2017-10-29 10:00:02
作者: 吴世昌 (进入专栏)  

   学生时代,我不曾正式学过词,也不象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他们那样,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对于词学此道,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初中时读词,我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注家的骗。我看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氏评温庭筠的《菩萨蛮》曰:“此感士不遇也。”评冯延巳的《鹊踏枝》曰:“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意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词选》卷一》词的内容与评语连不在一起,看不懂。当时我想:张惠言的评语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是自己不行,天资差。因此,越看越胡涂,越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张惠言说冯延巳进谗言、骗皇帝,我冥思苦想,就是想不通。后来,这部《词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着看外文,也就不再读词。

   一九二八年,考上燕京大学,我读的是英文系,诗词都是在课间九点至十点时读的。有时候也在书店、在理发店里读。空隙时间读书,往往是站着读,没有什么系统。我喜爱李义山的诗,能背诵,并不曾正规读过,同样,我也很少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一部词书。但是,因为对诗词感兴趣,我曾经跑到国文系听顾随、闻宥讲课。顾随写新诗,也写小说,讲课并不正规,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他讲词,也讲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开始学词,我喜二晏,而不喜欢苏、辛。顾随推崇辛弃疾,我可能受了他的影响。一九二九年暑假,我在燕大图书馆专门为辛弃疾写了一篇传记,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三一卷八、九期)。当时有朋友见到这篇传记,曾劝我搞一本辛词读本,我说:“我不要当马二先生。”这朋友笑了。顾随注重创作,我听他的课,也尝试填词。闻宥讲《清真词》,是专门为国文系开设的。我读《清真词》,选用汲古阁本及六十家词本,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这是我规规矩矩读过的一部词集。除清真词外,有的词家作品,一时看不懂,就扔开,先看别的。当时,我还看了晏几道、欧阳修、李清照以及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我也得出一条经验,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初学填词,我常与四哥吴其昌磋商,或和韵,或联句,共同探讨。在我的集子里,还保存了一首《金缕曲》(吊圆明园与四哥联句)。但我俩的路子不一样,其昌替我改词,我经常不同意,除非是技术方面的,韵部不熟悉,平仄可能有误,可以接受。其昌有《抱香楼词》(未刊)。我的罗音室词,其中大部分就是大学期间写的。

   我在北大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院)。这期间,我的治学兴趣主要放在文史研究方面。我于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释“书”“诗”之“涎”》。一九三五年所著硕士论文题为《“诗经”语词释例》(燕大图书馆藏抄本)。在词学方面尚未有专门著作。其中有一篇说到小山词用成句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意思的。文章称:“《小山词·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千古传诵,其实这是成句。五代诗人翁翔,字仲举,有五言穴春残锣一律,上半首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在翁诗中不见得十分出奇,一经小山和上文配合,便尔惊人。”并称:“他(小山)的本领是用了别人的诗,有时反而使读者觉得它比原诗更好——多半是因为他配置得好。”前几年,见到沈祖棻的遗著《宋词赏析》,沈教授在谈到小山的《临江仙》时恰好也提到“落花”一联。沈教授说:“小晏词用翁诗,以前的词论家没有注意到,因此也没有论及。”其实早在四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也稍稍“论及”了一下,只是那个时候,我还算不上是什么“词论家”。

   一九三八年,我到西北联合大学任讲师,讲授李义山诗、宋词选、修辞学等课,才认真读词,注重词学中的一些问题。一九三九年,陈立夫将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西北大学,并且派文化特务进校,在西北大学压迫进步教授,校务委员许寿裳教授被迫离校赴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同年秋,经许寿裳推荐,中山大学来电聘请我为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古代文法、要籍目录等课。到中山大学后,我就不再教词,因为已经有了冯沅君。我在西北联合大学教词是承乏,到中山大学不教词是让贤。在中大时,曾有《点绛唇》四首,和沅君夫人原韵。词曰:

   柳发篱梳,他年还忆篱前水。埋春何际,临镜衰颜是。(温庭筠诗:“衰桃一树临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倦夜灯昏,起视繁星沸。闲中醉。也应欢喜,渐减伤时泪。

   弄雾催寒,天涯又发桃花水。旧游难际,肠断知谁是。 树隔长堤,隐约歌声沸。何妨醉。晚晴堪喜,吹尽枝头泪。

   坠粉飘红,一春香满堤边水。洗妆眉际,脉脉遥山是。 煮梦敲窗,夜夜高楼沸。春如醉。一分欢喜,万滴伤春泪。

   离乱天涯,此生几见春江水。竭来胸际,千古兴亡是。 极目中原,难制肝肠沸。天心醉。十方悲喜,多少征夫泪。

   一九四〇年夏,中山大学迁回广东砰石。一九四二年,国民党CC份子在中大煽动风潮,我因拒绝与CC份子合作而被解聘。此后,我曾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又任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四四年夏,受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日本投降后,于一九四六年随中央大学复员船迁返南京。在大后方,结合教学工作,对于词学研究也有所积累。我曾以《论读词》为题,在重庆《读书通讯》连载论词文章。并且应罗根泽之约,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论词文章:《论词的句读》、《论名物训诂隶事之类》、《论词的章法》及《论读词须有想象》。当时想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词学导论》,后因出国讲学而中止。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得到英国牛津大学电聘前赴讲学,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抵英,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吏、中国诗及甲骨文等课。旅英期间,我注重于红学研究,在牛津大学出版了《红楼梦探源》(英文版)。一九六二年归回祖国,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发表了三十多篇红学专论,编集为《红楼梦探源外编》,于一九八○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国讲学后三十馀年,没有机会进行专门的词学研究工作,但却读了不少词书,并将自己的心得批在书上。随看随批,可能批了一、二十种。我在一九七八年以来所发表的论词文章,有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批语整理而成的。我想将来编写成为一部《罗音室词话》。

   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被聘请为文学系教授,指导唐宋诗同硕士研究生,一九八三年又指导词学博士研究生。七、八年间,发表了若干论词文章。解放以来的词学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豪放、婉约划线,“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并且人云亦云,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势力。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我非常不赞成这种错误做法。产生这种错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以外,寻根究底,我看还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胡寅的谬误,二是宋人笔记小说的谬误。胡寅所谓“眉山苏氏(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花间》为皂隶”,“柳氏(柳永)为舆台”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胡寅不曾传下一首词,也许根本不懂词,但“外行领导内行”,后世的词论家则跟着瞎起哄。这是一大根源。其次,产生这种错误,与宋人爱编造“本事”也有一定关系。例如,有关柳永、周邦彦以及苏轼等人的某些风流韵事都是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而后世论者信以为真,以之作为论词的依据,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明知有误,也要拿来虚张声势。这两个方面的根源非彻底铲除不可。一九七九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曾指出:

   周济《宋四家词选》划苏、辛为一派,以辛弃疾作为头头,苏轼归附之,以为稼轩地位在东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观为代表。这样分派很不全面,不准确。实际上,秦观的词有的一点也不婉约,柳永、李清照也有写得很露骨的;而苏轼三百多首词,写得豪放的,仅个别几首,辛弃疾是带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响。此外,周邦彦词,则既不豪放,也不婉约。两派说,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我反对以豪放、婉约二派论词。我向研究生讲这一问题,遇到有关专家也讲这个问题,有的人不赞同我的意见,但也有赞同的。 一九八二年九、十月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明确指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我说不能将苏轼看作豪放派的领袖。我的意见在日本学术界颇为轰动,日报《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这篇讲稿发表在《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题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此外,我还撰写《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对上述观点进一步加以阐发。除了破除豪放、婉约“二一分法”,我还准备将宋人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词“本事”,来一番总清算,免得年轻一代再次受骗。

   我平生为词,不听止庵之所谓“问涂碧山”,而是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我最不喜欢梦窗。清末民初某些词人标举梦窗,其目的一是在于借梦窗以抒遗老之情,二是在于借梦窗以掩饰其艳冶生活,三是在于借梦窗以掩盖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于填词此道,我一向主张“真言语真性情”。离开这个“真”字,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同时,也只有这个“真”字,才能深切体验古词人之良苦用心,也才能学好词,写出有功于词苑、有益于读者的词沦。

   原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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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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