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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群: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7-10-25 00:17:30
作者: 龚群  
在这里的秘密是隐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以博费弗尔德的话说明了这点:“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对应关系的形成,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了国家决策权及其实施过程中。国家创造和维系新的普遍法律制度,从而赋予个人和社会以资产阶级自由,但是,个人和社会并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没有分享到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政治决策权;也不可能在机制上对国家的决策权发挥积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统治组织的国家是以自身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学意义上,国家的支柱是国王、官吏和军队,有时也可加上贵族,在组织和机制上,国家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相‘分离’。” 哈贝马斯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可从19世纪德意志各邦的特殊发展过程得到反映,而且在英国的近代发展过程中也可辨别出来。尔后的西方国家,则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开始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当代社会,这种相对分离性仍然存在。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体化进程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话语的交往过程,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只有当意愿形成过程(此过程最终导向决策,并以团体组织形式出现)对围绕它的政治交往的自由的价值、观点、贡献和辩论是开放的,它才能实现共同寻求真理的目标”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得胜和主流精英话语的失真,表明平民公共领域与精英公共领域的分离仍然存在,并且即使是在当代民主政体框架内,仍然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冲突的实质是底层民众利益与精英集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只要底层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平民公共领域的波澜总会掀起。

  

后真相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交织

  

   平民公共领域是民粹主义精神展现的平台,这一平台在现代互联网的条件下得到提升。自媒体与各色各样的互联网共同体,展现了平民的各色各样的价值与政治诉求。传统或历史上的平民公共领域,或许是在街头巷尾,在公共集会上,而在互联网时代,则是网上的信息交流与网下的组织行动的结合。而互联网的动员组织力量又远比传统的街头巷尾,在公共集会上演说更为广泛。自从雅各宾党人以来,平民公共领域就有着它本身的特性。民粹主义在平民公共领域里所展现的,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活动,而是群众性的运动。吴晓明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和“后真相”,都是“坏的主观性”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形而上学表述难以指明这样一种“坏的主观性”是如何表现的。可以说,在平民公共领域所表现的民粹主义的“坏的主观性”,恰恰不是个体的“坏的主观性”,而是群体的“坏的主观性”。

   古斯塔夫·勒庞在法国大革命近100年之后,从大众心理学的视域对法国大革命现象以及类似的群体行动现象进行研究。我们知道,攻占巴士底狱是第三等级发动的法国大革命暴动成功的标志,或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巴士底狱被称为法国专制王权的象征,据说里面关押了几百名政治犯。然而,当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却没有如愿以偿地找到政治犯,也没有发现传说中残暴贪婪的看守者。发现里面除了监狱长之外,只关押了7名犯人,这7人中,4人是假证件贩子,两个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个性变态者。勒庞写道:“监狱长的职责,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这些病人。当暴乱者冲进来的时候,监狱长正在替一个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转过身示意这些暴动者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刺激到病人让他们发病。”然而,暴动民众不仅没有停止喧哗,而且殴打监狱长。监狱长在受到殴打时,因控制不住身体,倒在了一位厨子的身上。于是有人提议将这个“试图反抗”的监狱长吊死,或是砍下他的头。最后有人建议让那个厨子割断监狱长的喉咙。那个厨子之所以随着暴动人群来到巴士底狱,只不过是为了来看热闹,而不是来杀人。然而,既然大家都这么建议,他也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爱国行动,从而充当了杀手。法国大革命的宗旨是反专制、反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仅杀死了一名监狱长,而在于革命党人认为那是专制王权的象征。它所以成为专制王权的象征,是他们认为巴士底狱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但真相只是在攻占后才知道。

   莫斯科维奇说:“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唯一语言是那种绕过理性,直接向灵魂讲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在莫斯科维奇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失去了鉴别力,而且失去了理性。激发起民众的是对旧制度怨恨的情感和对新社会向往的热烈期盼的情感。因此,驱使他们行动的逻辑是这样一种逻辑,即情感的逻辑,不断被情感重新塑造的逻辑。“面对民众之时,政治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总是受到两个事物,即情感和信仰的支配。”平民公共领域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狂热,因此,“我们熟知的这种传统观念,其基础就是政治学的理性本性,认为政治思想是与人类的知识,我们生活的社会携手共进的。按照这种观点,民众现象就有点像不发达社会中总是存在的人类的不成熟现象”。

   勒庞还描述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屠杀事件,即“九月惨案”。这是法国历史上留下的记录最凶残的群体事件的纪录。在这次惨案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是谁下达了杀掉犯人的命令。“这个杀人群体残酷地屠杀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之外,它的成员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这些鞋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在别人的怂恿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任务。他们呐喊着冲进一间间办公室,把官员与贵族当场活捉。这些人承担了法官和执行人的双重角色,他们先是大义凛然地对贵族进行审判,随即又将他们当场杀死,却丝毫不认为这是犯罪。”当我们冷静地看待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暴行,不得不问道,难道这些人都是罪犯吗?

   民粹主义的狂热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断地在随后的历史中重演,时而掀起历史的滔天巨浪。“个人已经死亡,民众万岁。这是当代世界的观察者发现的严酷事实。”20世纪是一个群众运动的世纪。这种群众运动的惯性可能还要在21世纪延续。民众的崛起是现当代政治学的重大主题。民众在运动中,并非需要多少理性的引导,激情甚至幻觉往往支配着群众。“群体心理学认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民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这种非理性就像原始社会中诸神并存,众人狂欢的混乱状态。人们一度认为非理性正在消失,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非理性的重要性不是变弱了,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吸引力。非理性已经被科学和技术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它现在集中在政治权势的领域里,并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莫斯科维奇所认为的非理性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恰恰是平民公共领域里所反复出现的公众的情感或情绪。我们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恰恰体现的是人类成熟的政治理性。正如罗尔斯终生所奋斗的事业给当代人的启示:有了能够以正义理念或正义原则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是人类的永久福祉所在;并且,其政治运作的轨道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

   然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不可能掩盖民众不安的情绪。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着精英公共领域与平民公共领域的相对区分,平民或民众的情绪总会在历史的某个关头宣泄出来。不过,勒庞对于群体的非理性并没有感到多少悲观。在他看来,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我们不必过于遗憾。在他看来,“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与我们的理解相反,勒庞认为,民众的非理性才是历史前进的最深层动因。我们知道,即使是理性主义者的康德,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也并非是从理性的意义上来看待。在康德看来,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而正是“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换言之,正是人类的自私欲或情感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深层动因。勒庞列举人类的历史经验: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不可能由一个木工之子变成持续两千多年的全能的神,而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正是以他为基础。如果不是阿拉伯民族具有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狂信,一个炮兵中尉出身的拿破仑,怎可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整个民族和整个欧洲?勒庞说:“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使得平民的情绪有着合理宣泄的管道,从而避免历史的灾难?

   我们不可否认非理性的情感、情绪以及利益欲望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但是,我们更不可否认理性的作用。没有理性,没有理性的指引,人类可能永远在漫漫长夜中爬行。然而,正如柏拉图所认识到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情感)都是人的灵魂所要侍候的两个主人,而一仆二主对于人来说是何等之难,这是因为,这两个主人是正相反对的,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若一个向前,另一个则向后!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能够支配或控制非理性,人的灵魂才能内在平静与和谐。如果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人的灵魂不可能和谐与平静。如果人类社会始终处于非理性的支配之中,那么,没有和平、和谐与安宁。但我认同亚里士多德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看法,即,理性与非理性并非应当处于一种敌对关系中,理性应当能够协调非理性,并且,在理性的指引下,非理性能够得到合理形式的表现。

   其次,现代性社会中的精英公共领域与平民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及以平民公共领域为载体的民粹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在没有引发表现的时候,类似于当代社会表面繁荣兴盛下面涌动的深刻暗流。“随着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裂痕的加大,平民大众不再将自身的权利诉求于精英与政客,并开始走向政治前台。”平民公共领域成为民众情绪表达或宣泄的出口,民众的崛起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纵观法国大革命以来200多年的人类政治历史,政治舞台图景的中心部分都是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从大众心理学和政治史的角度看,是无名氏民众情绪的爆发以及政治家的引导在推动历史。2016年的美国选举为当代民粹主义的表现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平民公共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发展,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真正有了实质性的转型。这一改变为当代政治学带来了新的课题。民众的价值诉求和民众的情绪是民粹主义的特色所在,然而,历史不应为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所牵行,但精英主义对民众价值诉求的漠视必然带来历史的惩罚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原标题为《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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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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