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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7-10-24 10:57:17
作者: 李浴洋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并且能够具有樊先生那样的牺牲精神。

   我因为毕业以后给王瑶先生做助手,所以很早就接触到樊骏先生。我对他十分敬佩,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接着他往下做。我的特点是精力比较充沛,可以兼顾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工作。直到退休以前,我都一直负责学会与《丛刊》的事务。退休以后,我虽然不在一线了,但仍然关注学科的发展,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比如《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百期回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这样的评述和总结刊物、学科发展的文章,过去都是樊骏先生写的,现在就由我接着往下写了。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一书中。大概在同辈学者中,我是看新出版的著作与新发表的论文最多的人,包括几所主要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我也都看。这也是学科“反哺”我的一个方面,即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可以不断从学科的发展中获得新鲜的刺激。

   我对樊骏先生工作的继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前辈学人的研究。樊骏对王瑶、唐弢与陈瘦竹等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开创者的学术研究,都作了精辟的阐释;我接着他研究了李何林与钱谷融,又继续研究了第二代的几位代表性学者,比如严家炎、樊骏、支克坚以及孙玉石,等等。这样的学科史研究是对前辈学人的学术经验的总结和传扬,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格外关注学科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成长背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的时候,除去王瑶与唐弢等几位前辈学者,中间一代也只有严家炎老师和樊骏先生他们。也就是说,在学科的梯队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的空档。所以我们这代人一毕业就有很大的施展空间。而像我和老吴,由于既是王先生的学生,又比较年长,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因此从一登上学术舞台就参与到学科的组织工作中。当时的通讯条件不太发达,整个学科也百废待兴,所以大家很快就形成共识,即学科的重建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组织与联络。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便应运而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成立后主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召开一系列会议,二是编辑出版《丛刊》。当时的学术会议不像现在这么频繁,这么流于形式,整个学科的学者除了一年举行一次年会,专题性的会议基本上也是一年只有一回。因此大家准备得都非常用心,都是带着自己一年当中最好的论文前去参会。所以每开一次会,就会在学界形成一股潮流。比如我们组织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就是陈平原宣读《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那次),还有关于流派研究的会、关于史料工作的会,等等。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成为当时学科内的重要学术事件,影响甚至波及整个学界。后来樊骏就提出,要有意识地通过各种会议引导学科的发展。所以我们的会不仅是要反映学科已有的成果,还要着力提出一些新课题与新方向。

   我在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西安年会上提交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为自己的研究,也为现代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选择了两个重要的突破口:“一是抓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现代化起着直接作用的三大文学要素——出版文化、校园文化与政治文化,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行文学社会学、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现代中国诗学’。”(《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为了落实这样的研究新课题与新方向,我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用很大精力进行了相应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在《丛刊》上有意识地开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等专栏,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与“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等系列著作。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我和朋友们在1994年设计的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这一目标的达成前后积累了二十年。

   这一经验表明,推动学科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善于从大处把握与思考,提出新课题与新方向,这就需要对学科发展具有自觉的承担意识。从王瑶到樊骏,再到我,还有比我更年轻的陈平原,我们都自觉把学科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对学科的关注,说白了就是对学术本身的关注,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关注。当时我们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民间组织,而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向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这固然有力度,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根深蒂固,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的推动。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到研究会的工作中,为的就是可以发展出一种民间学术,并通过这一形式参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当然,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的这一目标经过努力还能部分实现。但进入21世纪以后,民间学术已经基本无法生存了。陈平原先编《学人》,后编《现代中国》,先后坚持了二十五年,最后还是停刊了,这就是一个证明。

   当时学科工作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年轻学者,尽可能地创造一切条件为优秀的年轻学者搭建舞台。所以无论办会议,编《丛刊》,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扶植、推荐年轻学者。我当时负责编《丛刊》,每期都会有意推出几篇年轻学者的论文,不但刊登出来,而且在“编后记”里给予重点介绍,让学界关注他们。那时《丛刊》的地位很高,很多学者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都是在《丛刊》上发表的。发现新人,是我们当时的共识。这可能是受了鲁迅的“中间物”意识的影响。也就是说,做学科工作,应当自觉把自己摆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而不是借此争名夺利、拉帮结派。

   那时整个学科的氛围也很好。比如北京几所主要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都非常注重与对方合作,像我们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和北师大的王富仁等人都有极好的关系,以后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的同人也都有很好的合作。而南北学界同样十分默契。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万寿寺会议”(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镜泊湖会议”,就都是南北学界合作的结果。我们在北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和蔡翔都来支持;他们打出“重写文学史”的旗号以后,我们也积极响应。当时《上海文论》开办“重写文学史”的栏目,《丛刊》马上也设立类似的栏目,与他们呼应。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师从不同的导师,在不同的大学工作,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地域与学派的隔阂。这种氛围也是让大家愿意并且乐于投入到学科工作中去的重要原因。

   至于关注学科发展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的关系,两者当然是非常密切的。我做研究,除了出于自己的兴趣,更多考虑的其实便是学科需要什么。这也构成了我的一个突出的学术个性,即有很自觉的全局观与整体观。

  

   吴福辉  我们三个人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都是多方面的学者,不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与我们关注整个学科的命运密切相关。在做学科工作,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组织与《丛刊》的编辑时,我们也会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学科工作的核心是学术,不是其他东西。

   老钱说过学科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丛刊》,其他都是虚的。我同意这种看法。特别是现在的学术会议很多,新成立的各式各样的研究机构也不少。但会议和机构都偏重于展示,注重于标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动学术。而做学问还是要靠在书斋中努力,不是活动越多,做得就越好。《丛刊》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及时跟进学科的发展,跟研究者的关系也比较纯粹,所以能够起到引导与团结研究界的作用。我们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打造出《丛刊》这样一个“品牌”,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坚守与发扬。

  

   温儒敏  我也说说《丛刊》。从1980年创刊到今天,已经走过三十七年,是个老牌刊物了。三十多年来,《丛刊》共发表近四千篇论文,作者上千人。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是从《丛刊》迈入学界的。《丛刊》始终引领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在这个浮华的年代,整个学术生态因为过分功利化、技术化而失衡,《丛刊》面临很大冲击,仍然不趋时,不走商业路线,尽力维护学术尊严,维护学术标准。最困难的时候,经费没有着落,我还得去找钱,记得讨论过多少回,最终还是决定不卖版面。我担任《丛刊》主编十二年,做得最多、也是最难的事就是“砍”稿子,质量不够格、哪怕是人情稿,也得“砍”。这是容易得罪人的事。现在想来,挺不容易的。老钱、老吴也都主持过《丛刊》,我担任主编时,始终得到他们以及傅光明、刘勇等同人的支持,共同支撑着老先生留下来的这份持重的刊物。我最近刚刚卸任主编职务,希望这个刊物能继续维持较好的质量。

   比较自豪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气氛一直比较融洽。虽然有时也会有学术观点的冲突,但我们不搞宗派,也没有立过山头,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很多兄弟学科羡慕的。因为我们拥有相近的学术理想,能够意识到良好的学科氛围对于各自的学术研究具有促进作用。以前网络不发达的时候,现代文学研究界基本就是靠研究会和《丛刊》联络起来的。我在写专业论文的时候,心中拟想的读者就是《丛刊》的读者。这既是一个“学问圈”,也是一个“朋友圈”,让人觉得十分温暖。

  

   三、 从文学研究到文学教育

  

   李浴洋  我注意到,三位老师不仅是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而且也都在文学教育中投入了大量心力。尽管具体的着力点不同,但从中年时期开始密切关注教育问题,似乎也是三位的共性。三位老师频繁就此发言的主要动因是什么?长期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为你们的教育理念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吴福辉  我们三个人都关注中学语文教育,这与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那就是我们认为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知道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有哪些伟大的作家,进而通过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提升自己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素养。文学审美中包含了对认识现实与把握现实的能力的培养,人的想象力的养成也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涵养。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要把文学推向社会。因此,我们从事专业的文学研究,也需要把书斋与社会打通。而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正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

   在王瑶先生指导的我们那一级研究生中,有五位曾是中学语文教师。老钱和凌宇是中专语文老师,相当于高中语文教师。赵园、陈山和我都是普通中学语文教师。只有老温一个人不是。这也天然决定了我们会关注中学语文教育。

   另外,我们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会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十分关心青年,把青年看作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在关心青年方面,老钱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点对于我们也有影响。我们主张文学要参与到教育中去,而教育又关系到青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所以我们愿意做一些事。

   不过,总体而言,我现在比较悲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不多。相反,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却不少。例如,我们的教育政策总是改来改去,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到选拔制度、考试标准,都是动不动就改。不好的地方当然要改,但改得这么频繁就暴露出我们背后缺乏理论指导,仿佛教育实践不需要“教育学”理论的指导,或者说是与东西方几百年的近现代教育思想无关似的。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像儿戏一样,尤其是不应当搞成一届又一届领导的政绩工程。一线教师经不起这么折腾,孩子们更经不起这么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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