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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7-10-24 10:57:17
作者: 李浴洋  
认为把她放在一个重要作家的位置上就很好了。

  

   钱理群  做文学史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吸收学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自觉跟时代潮流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在价值判断方面,不能赶时髦。小到作家、作品的评价,大到如何看待左翼与自由主义这类根本问题,一个好的文学史家必须要能够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而不是被时代风气牵着鼻子走。我经常说,做研究要面对一切历史事实,而处理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与政治问题,尤其应当如此。

  

   二、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李浴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整个人文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但到90年代便被判定为“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它又转入了常态化的积累与生产,同时也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三位都完整地经历了这一过程。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学科的历史命运的?

  

   温儒敏  2014年10月,我在卸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时曾经做过一个发言,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说:“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学科先后经历了拨乱反正与重新评价、人道主义回归、‘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设想的提出、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等理论的引入、文化研究的新潮,以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冲击,等等,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不断产生足以辐射整个学界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和时代的变革息息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开幕式致辞》,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我想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学科的命运浮沉为何格外剧烈。

   对于学科在当下存在的问题,我并不讳言。我当时指出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在严重冲击着学界,很多偏激、片面的观点左右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具体而言,便是“历史唯物论被放逐,价值评判标准被颠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大行其肆”;二是一些“并不利于治学的现象与取向”,例如“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视野越来越窄,壁垒越来越厚,学问越来越琐碎;很多人都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小的研究范围,用类似打井的办法轮番发掘和榨取‘成果’,重复动作太多;挖掘很多早已被历史掩埋的其实不见得有多少价值的史料,满足于琐碎的史事追寻;文学评论则被市场和人情所牵制,失去个性、眼光与判断力;以论带史的空论流行,理论和概念的使用不是为了发现新问题,而是为了显示‘理论操练’本身,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越来越淡”等。

   对学界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放在文学思潮与批评,也研究鲁迅等作家、作品,甚至还参与过比较文学学科最初的创建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自己还算尽力,出了十多本书,写了两百多篇文章,汇集起来,恐怕也有上千万字。有的著作在学界赢得过好评,重印率较高,得到许多奖励。但说实在的,真正放开来写、自己又满意的文章不多。比较而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写的一些文章,是比较注重“致用”的,这个“用”不是实用,而是力图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现实对话,有一些较切实的思考。如1986年写《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是因为当时人们已听腻了虚情假意的空话文学,渴求真实的审美的艺术,希望能梳理总结现实主义思潮的得失经验,给这一老旧而又新鲜的话题增加一点儿历史感。80年代末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是因为目睹当时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再次如尼罗河般泛滥,想通过总结近百年来文学批评的历史,去观照当时的学界。21世纪初撰写《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也是为了回应当时出现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力图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观察现代文学“新传统”如何作为民族语言的想象共同体而形成,并探究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这些论著总是以现实关切做研究的驱动力,也比较认真,然而都不够圆熟精到。后来越写越多,名声好像越来越大,反而不如当年纯粹。我对自己的研究成绩其实总是不满意。好在知道自己底子就这样,也没有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急不躁,踏实去做,能做一点是一点,尽心就是了。

  

   钱理群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自然也就比较合拍,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进入90年代以后,整个学界开始高度学院化,这是对于80年代的一种反拨。因为80年代的学风在整体上比较粗放,在反映社会情绪方面做得比较好,但科学性不足。到了90年代,学界开始提倡学术规范,追求专业化,这当然有时代背景在发挥作用,但也是学界自觉做出的调整。应当说,这种调整十分必要。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转向”,因为当时的学院派也是非常有担当、有情怀、有底线的,只不过是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而已,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出现太多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我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法流传很广,而现在学界其实就是在被这样一批人把持。他们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底线就逐渐被突破了,学界也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功利。这就不是学院化本身的问题了。相反,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呼吁我们需要真正的“学院派”。

   2016年,我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庆祝孙玉石先生八十华诞暨孙玉石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境界》,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我认为孙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学术就是他的生命本身,在他的生活中学术是最为重要的部分。直到现在,他还在一线从事具体的新诗史料的辑佚工作,他在新诗史研究与新诗评论方面还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一生不慕名利,同时又有很强的自省精神。他的忏悔意识大概是同辈学者中最深刻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者。我们应当提倡的就是做这样的“学院派”。

   另外,对于学科本身,我们也完全可以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学科很多优秀的学者都不再做现代文学研究了。比如,赵园转向了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陈平原去做学术史与教育史,汪晖去做思想史,我退休后也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问题上。他们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所以学科的边界不是死的,没有必要被学科给限制住。毕竟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数来数去就是那些作家、作品。这是一个长处与短处都十分明显的学科,而它的长处与短处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温儒敏  三十年的时间短,但这是继往开来的转折时期,是精神现象极其丰富的特殊时段,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做更深入的研究。现代和当代本是一家,完全应当打通,打通就有上百年了。有人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是“人多地少”,有一定道理。但这不是现代文学特有的问题,人文学科许多领域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这是当代学术生产的普遍现象。现在的学者很多都是处在“项目化生存”的状态,做学术很大程度上是功利的,这当然也可以谅解。但如果真喜欢做学问,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能沉下心,那就不去管什么“人多地少”,有一块“自己的园地”认真耕耘就好。我想总是有少数人会这样对待学术的。青年学者往往慨叹生不逢时,不如前代人幸运,我看未必。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就同一个论题,不同代际的学者可以做出不同的文章,既可以“接着说”,也可以“做出去”。不过“做出去”也要有根基,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有其长处,亦有其短处,不是能“通吃”的。相信年轻学者自有他们的天地。

  

   钱理群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好处是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对象出发,处理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比如可以通过周氏兄弟来思考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我曾经提出,鲁迅的当下意义之一便是对人类已有的全部文明成果进行检讨。这是鲁迅在他的时代所做的工作,也同样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思考还远未达到鲁迅的高度,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研究周氏兄弟,如果只是就鲁迅谈鲁迅,或者就周作人谈周作人,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要把一些大的思考带入进来,形成大的视野与问题意识。换句话说,这个学科可以为学者提供一些基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有了这些,才能够走得更远。像赵园的研究,就与历史学界的一般做法不太一样,她可以做出一些新鲜的东西,这与她具有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独特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所以,对于一些学者“转向”的问题,也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他们的确是离开了这一学科;另一方面,他们又与这一学科保持着某种血肉联系。

  

   吴福辉  就学科内部而言,过去三十余年间做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重写文学史”。那么,我们现在写出理想的文学史了吗?显然还没有。因为文学史的写作需要进行综合,但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基本上还是分解。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把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关于文学史的条条框框分解掉了,但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流通的绝大多数文学史还是大同小异,在材料与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有些修补,但在观念与见识上的更新不多。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大家来写多层次与多角度的文学史。换句话说,到了进行个性化的文学史写作实验的关节点了。

   我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就是一次实验。我在全书的结构与叙述上有意采用多元与开放的处理方式。当然,这也导致一些批评,即有的学者认为作家、作品在其中不再占有主体位置了,这动摇了文学史以往的根基。我从来没有要求大家都按照我的方式来写文学史,我所做的只是提供一种实验的思路。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关键不在于罗列多少作家、作品,而在于对作家、作品的定位是否准确,分析是否深入。古代文学早就已经实现经典化了,现代文学同样需要如此。以后的文学史必然要越写越薄,里面讲的作家不会太多,但都会写得比较深,史的线索清楚。这是一项高度综合的工作,只不过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学科从大方向上是可以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

  

   李浴洋  三位老师都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并且长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通常只关注学者的个人著述,但从三位身上可以看到学科建设、学会组织、教材写作、杂志编辑以及课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同样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比三位更为年轻的学者那里,似乎已经很难见到这种对于学科的热切关注与持续投入了。能否请三位老师谈谈在这方面的工作和思考及其与个人学术研究的关系?

  

   钱理群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应当具备三种承担:一是对于自我的承担,二是对于学科的承担,三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承担。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有这样的承担意识。在我这里,我是非常注重自己是否做到这三种承担的。也就是说,我对于学科的关注和投入是高度自觉的。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是有传统的。

比如樊骏先生,他是一位成就很高的学者,但一生写的著作并不多,原因就是他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到思考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他在世的时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追踪当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推进状况,及时做出总结和提醒。樊先生去世以后,很多人在写怀念文章的时候都会提到他对于学科的贡献。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是以牺牲自己的学术工作为代价的。现在的学者关注学科的问题越来越少,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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