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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7-10-24 10:57:17
作者: 李浴洋  
效果并不好。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在“五四”新文学的性质上做文章,而是尝试提出一个能够将这一问题消解掉的新概念,这样便有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把新文学的起点推到晚清,也就回避了直接评价“五四”新文学性质的问题。既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都是追求现代化的,那么“五四”新文学当然也就包括在内了。这是我们当时的考虑。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发表以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与这篇文章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及学界的普遍追求有关。但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绝对不会同意我们这一提法的,因为我们直接挑战的就是他在《史稿》中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述模式。所以在整个酝酿过程中,我们都没有跟王先生交流,他也没有过问。等我们的文章发表出来,他私下向我们表达过不同意见,但并没有公开批评。相反,他对我们是非常保护的。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师生关系。导师尊重学生,即便存在分歧,也不会强加干涉;同时学生也尊重老师,我们事后其实吸取了王先生的批评意见,我们都没有按照当初的设计真正去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便是一个证明。其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与对话对象,也有其阶段性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它的使命已经完成。

   这就说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三十年》修订成书时,正是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兴致最浓的时候。因为全书由我负责统稿,所以我在最后就把这一观点写了进去。在《三十年》初版中,有一篇我执笔的长篇绪论,内容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吴福辉、温儒敏与王超冰并没有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而且《三十年》的写作其实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我这样处理,多少有些不太妥当,绪论与正文中的论述有很多是脱节的,虽然他们充分尊重我在定稿时进行的修改。因此,当1997年该书再版的时候,我把绪论整个删去了,只保留王瑶为《三十年》所作的序言。

  

   李浴洋  《三十年》写作与修订的三十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最为迅速的三十年。在某种程度上,该书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学科在晚近三十年的风起云涌与移步换形。而且我注意到《三十年》在1998年与2016年两次修订的规模都很大,不仅有结构方面的调整,部分章节更是近乎完全重写。能否请三位老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吴福辉  《三十年》初版问世以后,学界普遍开始了“重写文学史”的实验,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年的学术态势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须集大成,也就是吸收、消化学界的研究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希望《三十年》能够反映学科的最新发展。温儒敏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后,把《三十年》的版权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收了回来,借此机会进行修订。这本文学史是时代与学界共同努力的成果,一部好的文学史的出现,需要以学界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需要现实机遇的促成。

   1997年修订时,除“现代性”这一贯穿线索的加强引起全局变化外,一个比较重大的改进是把“通俗小说”部分分别写成专章。以前学界对于通俗文学不太关注,而我因为研究小说,尤其是海派小说,就接触了一些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大学的范伯群先生带领他的学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他们每次开会都会邀请我去参加,我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研究通俗文学。当时范先生提出“双翼说”,认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我们三人都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新文学是主流,通俗文学尽管也有市场,但两个翅膀显然不是一样大,“双翼”没办法“齐飞”。但通俗文学研究的兴起,又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动向,把通俗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也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中,而不是排斥在外,显然是正确的。所以讨论时大家同意我把这一部分写入了1998年再版的《三十年》中。

   到2016年再次修订时,学界对通俗文学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又把“通俗小说”这三章重写了一遍,并且在命名上也做了推敲,将其改为“市民通俗小说”,这样就更准确了。

  

   温儒敏  1997年我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提出应当把教材出版作为北大出版社的工作重心。当时除去把《三十年》的版权收回,修订之后再版推出,我还推动了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及一批语言文学方面教材的问世。不仅是做中文学科的教材,当时的北大出版社还承担了中央电大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后来我回北大中文系做系主任,也鼓励大家参与教材编写。因为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教材是有偏见的,认为教材不是学术成果,这就导致很多好的学者不愿意花费精力编写教材。但教材的重要性又不言而喻,所以我的工作便是鼓励大家重视教材的价值。我自己带头做的,就是提出修订《三十年》。

   《三十年》初版时,我们还比较年轻,总想超越一般教材的写法,放手往“深”和“新”里写,使教材带有著作性质。但1997年准备再版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识地让它回到教材的队伍中来。当时我们去香山住了好些天,集中修订。初版时我们写得还比较拘谨,修订的时候就放开了。我们三人的风格其实也不太一样。比如我和老吴比较注重对于作家的艺术判断与风格把握,而老钱更擅长从“大”的思想与意义方面着眼。再如老钱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会发挥得比较多,不太考虑各个章节之间篇幅均衡的问题。还有每个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这些我们都不强求统一。最后由我负责统稿,做了一些必要的删削,他们对此也都同意。这就是再版的《三十年》既能充分体现作者各自的特点,又能在整体上保持相对统一的原因。

  

   吴福辉  《三十年》是一个风格各异的整体。现在由多位作者合著的文学史很多,能够做到风格各异不难,但想要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就不简单了。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得力的。因为我们三个是同门,平时交流也很频繁,总的学术观点比较接近,所以尽管每个人的面目都不一样,但还是有很多内在的相通之处。另外,我们也都尊重对方的修改。初版时,老钱负责统稿;再版时,老温负责统稿。我把稿子交给他们是非常放心的。陈晓明说与其他集体写作的文学史相比,《三十年》给他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完整。这得益于我们之间的默契和配合。

  

   温儒敏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2016年的修订,其实就是“第二次修订”,修改幅度不小。可惜北大出版社出这个新版时,没有在封面上标示“第二次修订本”,只说“重印”,在版本辨识上造成一些麻烦。这次修订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我们各自的研究心得,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压缩篇幅,使之更适合教学。对于一些篇幅太长的章节,像老钱写的“戏剧”部分,这回就砍掉了很多。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教学需要。

   我负责的部分改动也比较多。对于一些作家的具体评价,我做了补充调整,力图更加精粹。例如,论及“五四”新思潮的偏激,就增加了几句评述,以回应当今某些看法:“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全盘吸纳,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甚至基本否定的态度,这种偏激做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若说他们这一代割裂了传统则未免言过其实,对历史的偏误也应当有同情的理解。”当谈到革命文学论争时,则添加了一段分析:“革命文学论争经历了近两年时间,论战双方有些情绪化,‘火药味’很浓,所涉及的很多理论问题并未解决,但绝非毫无意义,鲁迅的批评意见也不等于对论争的盖棺论定。论争的实质是,在历史的突然逆转中感到困惑与迷惘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想通过‘理论斗争’来整理、思考和寻找自己,他们对‘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的颠覆或反颠覆,都是一种‘重新寻找’,希望能在文学与革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联系,以便在文学上恢复和继续他们受挫的革命使命。”在评述周作人的散文一节,则有意和鲁迅进行比较:“若论散文成就,除鲁迅之外,恐无人能与周作人比肩。不过周氏兄弟二人的风格迥然不同,鲁迅写血性文章,萧杀中有浩歌奔涌,周作人则种自己的园地,昏暗中摇曳思想的闪光。”像周作人与林语堂的散文部分,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篇幅,进一步肯定他们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再像赵树理,补充了他对戏曲与地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总之,这次修订吸收了最近二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同时在表述上也追求比1998年的版本更准确、精炼。这次修订最后还是我来统稿,花费精力最多的是资料核实。每章附录的年表主要是为了增加历史感,提供文学史料的线索。旧版有不少错漏,专门请人把史料逐条核实,尽可能依据第一手材料,纠正了不少差错,总算比较安心了。

  

   钱理群  我想谈一下我们在写作与修订《三十年》时坚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持重与创新的结合。我们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所以在合作时,我们很自觉地达成默契,那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突出个性,又不能太突出个性,否则没法跟其他人兼容。《三十年》的定位是教材,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写作与修订时既要发挥自己在专业研究方面的优长,但写出来的又不能全都是一家之言。换句话说,我们追求创新,但创新必须以持重为基础。持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品格。后来我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的特点,大概也是持重与创新的结合。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有时代性,甚至有超越时代之处,同时还要有历史感。这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举几个例子。在我们写《三十年》时,整个学界的主潮是给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作家翻案。当时左翼作家的处境非常尴尬。他们不是被全盘否定,就是被搁置起来,不予评价。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过一些“左”的错误,但我认为对于历史上的左翼作家,特别是左翼文学传统,我们还是应当高度肯定。所以在写新诗部分时,我就用了很大篇幅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打压是不对的,但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左翼作家的有意疏离也是不客观的。“左”的错误与左翼传统,不是一个概念。“左”的教训当然要总结,但左翼传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再比方说,怎么评价赵树理,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聚讼纷纭的话题。在写作与修订《三十年》时,我提出赵树理应当列专章,与“鲁郭茅巴老曹”一样。他有其独创的贡献,并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的估计也还很不够。同时,我还提出沈从文应当列专章。王瑶先生不喜欢沈从文,在《史稿》中对他的评价不高,但我认为沈从文很重要,是“大家”级别的作家。学界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沈从文热”,而在2000年以后,赵树理的意义重新被大家认识。这就是我说的持重与创新相结合,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有一定的预见性。

   还有张爱玲的问题。现在很多文学史对张爱玲的评价很高,这多少受到当下的文坛风尚的影响。但我们坚持在《三十年》中不给张爱玲列专章。她有特色,但格局毕竟还是小了一些。

  

吴福辉  我们不给张爱玲列专章,并不是因为保守。张爱玲被学界重视,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大陆有很大关系。而我们大概是最早读到这部著作的人。我们在北大读书时,同学中有一些港台生与华侨生,他们经常会带来一些境外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同门张玫珊就是华侨生。通过这一渠道,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刘绍铭等人翻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写《三十年》时,我就把张爱玲写了进去。根据陈子善的考证,这是张爱玲在大陆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她都是绝对不能“入史”的。只不过我们对她的评价没有夏志清那么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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