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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论《道德形而上学》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划分

更新时间:2017-10-20 16:58:24
作者: 舒远招 (进入专栏)  
与本真的德性义务的区别就更大了。

  

   我们发现,在本真的德性义务(包括对自己的义务和善意之类的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和法权义务(如信守承诺,它可以成为间接的伦理义务)之间,似乎还有一种“具有德性的行动”(内在的伦理学的立法使外在的法权义务本身成为动机,此时,合乎义务的外在行动也要求出于义务而展开),康德在德性论导论中名之为“伦理义务”。但本真的德性义务,未必就不是伦理义务。因为康德既然把狭义的伦理学基本上等同于德性论,则归属于狭义伦理学的伦理义务,自然也就等同于归属德性论的德性义务了。

  

   我认为,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伦理义务一般地可以说包括了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而分析地看,最广义的伦理义务(die ethische Pflichten)可以被分成三类:一是最严格的伦理义务,等于本真的德性义务,它处在严格的伦理学或德性论之中;二是“具有德性的行动”,即从属于内在的伦理立法的诸如信守承诺的义务,此时,伦理学或德性论已经延伸至法学或法权论;三是从属于外在的法律立法的、作为间接伦理义务的法权义务,如信守承诺,此时,法学或法权论也被纳入伦理学之中了。康德有时又把第一类叫做德性义务(本真的德性义务),把第二类叫做伦理义务(与本真的德性义务相对),把第三类叫做法权义务(间接的伦理义务作为法权义务又与前两种伦理义务相对)。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伦理义务这一概念的多义性或歧义性。[17]

  

   我们大致可以说:广义的伦理义务包括了法权义务(作为间接的伦理义务)、直接的伦理义务(有别于本真的德性义务)和德性义务(本真的德性义务=本真的伦理义务);如果我们将法权义务(间接的伦理义务)从伦理义务中排除出去,则伦理义务就包括直接的伦理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伦理)义务两部分,这便是中义的伦理义务;如果排除了与德性义务相对的直接的伦理义务,剩下的便是与本真的德性义务相同的本真的伦理义务,这就是在严格的德性论或伦理学范围之内的伦理义务。当然,如果把作为间接伦理义务的法权义务从伦理义务中排除出去,同时把本真的德性义务也从伦理义务中排除出去,那么,剩下的当然就只有这个介于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间、直接的伦理义务了。

  

   在德性论导论中,康德为了显示与本真的德性义务的区别,的确多次将“具有德性的行动”称为“伦理义务”,这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伦理义务仅仅是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中间的一种义务类型,由此一来,人们就既有可能忽视伦理义务概念的广泛含义,也有可能以为本真的德性义务不是伦理义务了。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进一步论述。

  

   二、法权论中的相关论述

  

   在法权论导论中,康德不仅回答了何为法权、法权论、法权论的普遍原则等问题,而且对法权论做了划分,包括对法权义务的一般划分和对法权的一般划分。在这里,他依据如下三个公式来划分法权义务:1.做一个正派的人(正派地活着);2.不要对任何人做不正当的事(不得害人);3.进入(如果你无法避免社交)与他人的社交,在其中要能够维护每个人他自己的东西。[18]

  

   康德还进一步展开了对“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在这里,他把作为一般义务的一个体系的道德论(die Moral)划分为要素论和方法论两大部分。前者包括法权义务论(包括私法和公法等)和德性义务论,后者包括道德教学法和修行法。《道德形而上学》的正文就是按照这个划分而展开的。

  

   不仅如此,康德还按照赋予义务者和承担义务者的主观关系,对法权关系做了如下划分:1.人对既无法权也无义务的存在者的法权关系;2.人对既有法权也有义务的存在者的法权关系;3.人与只有义务而无法权的存在者的法权关系;4.人对一个只有法权而无义务的存在者(神)的关系。他认为第一种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就是人对无理性的存在者的关系;第三种关系也不存在,因为这是人对农奴、奴隶之类的无人格性的人的关系;第三种关系在纯粹的道德哲学中也不存在,因为神是一个超验的对象;只有第二种关系才是实有的,因为这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可见,康德认为法权关系只存在于人际之间,由于法权与义务相对等,因此,也可以说仅仅在人与人之间才有真正的法权义务关系。

  

   不过,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康德在“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中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明确界定和划分:

  

   “一切义务,要么是法权义务(officia iuris),亦即对这样一些义务来说,一种外在的立法是可能的;要么是德性义务(officia virtutis s.ethica[德性的或者伦理的义务],对这样的一些义务来说,一种外在的立法是不可能的。”[19]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法权义务是可以外在立法的义务,而德性义务则是不可以外在立法的义务。这里所说的外在立法,显然就是总导论中所说的法律的立法。尽管康德在此并未明确使用“强制”概念,但根据前面总导论的一些说法,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他在这里说的是:法权义务是可以通过外在法律强制执行的,而德性义务则不可以。换言之,法权义务允许法律干预,而德性义务则不允许。当然,康德在此没有提到德性义务是自我强制的义务,也没有说明外在强制和自我强制的含义、关系。这些内容,他都留给德性论导论来论述了。此外,康德在括号内有意提示:德性义务也可以叫做伦理义务。这进一步表明:伦理义务并不仅仅指上文提到的把法权义务当作内在动机的这种“具有德性的行动”。

  

   康德接着解释了为什么德性义务不能隶属于外在的立法: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关涉到一个目的,该目的(或拥有该目的)同时也是义务;而预先设定一个目的,是不可能通过外在的立法来办到的(因为这是心灵的一个内在的行动)。[20]在这里,康德提出了一个在德性论导论中将详加阐释的重要理念:德性义务是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由于德性义务涉及到目的,而目的不可能通过外在强制的方式、而只能通过自我强制的方式来形成,因此,它们不可能隶属于外在的立法。一个人可以被强制去实施一些外在行动,但他不可能把强制他去实施这些行动的人的目的就认作自己的目的。

  

   现在要问:在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义务中,何种属于可以强制的法权义务,何种属于不可以强制的德性义务?康德在此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是,在“按照法则与义务的划分”中,他还是给出了重要的信息。

  

   康德认为,在义务论中,既然人按照其完全超感性的自由能力这一属性,因而也仅仅按照其人性(die Menschheit),就可以并且被表现为独立于物理学规定的人格性(die Persönlichkeit,homo noumenon[作为本体的人],有别于一个被表现为受物理学规定制约的主体、人(der Mensch,homo phaenomenon[作为现象的人],那么,法权和目的——又在这种二重性上与义务相关——就会给出如下一种划分:

  

   按照法则与义务的客观关系的划分

  

   完全的义务

  

   对                                                             对

  

   自                                                             他

  

   己                                                             人

  

   的                                                             的

  

   义                                                             义

  

   务                                                             务

  

   不完全的义务

  

从这个划分表[21]中可以看出:康德把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都归入德性义务的范畴,同时,把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归入法权义务的范畴。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属于法权义务,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总导论中,康德就已经把诸如信守承诺这类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理解为法权义务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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