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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润华 马婧:文化学视域下的李白研究

更新时间:2017-10-17 14:36:32
作者: 郝润华   马婧  

   近代以来,李白及其文学创作成就一直颇受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众多学者对其生平、思想、艺术成就等方面做出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若要对李白生平与文学再行深究,往往面临原始资料多有疑佚,现存者又互相抵牾等问题,由此众说纷纭,甚至于对一些基本问题都难以得出完满的解释。要冲破如此困境,在无法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只有依靠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与开拓创新。在众多方法中,针对李白及其文学创作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文化学方法已经以其实绩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其得以奏效的基础,一则在于李白独特的文化个性更易激活广大文史研治者的思维,使在与儒家文化的对比中发现问题。二则李白诗文相对较少用事,无法如研究杜甫以传统的钩沉考异法索解,只能转而诉诸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加以理解。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需要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才能曲尽其妙加以应用,因此不可避免需要和其他方法配合,用文化学方法研究李白同样具有协同多种方法开展研究的内在基础。从方法论而言,文化学方法立足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与传统的知人论世法有相通的血脉,在当代文史研究诸法中,天然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可资以统合诸法。从研究对象而言,立足李白成长的文化背景观照其人其事,自然牵涉在“史”的视野中考察各文化要素如何与李白本人形成互动关系。若针对李白的特言异行引入比较研究方法,则愈加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研治李白及其诗文,需要将文化学方法与历史视野、比较研究法等结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周勋初先生《李白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则可作为一个实例,资以探讨如何以文化学方法研究李白、文化学方法可以怎样与多种方法结合运用。



   李白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学视域的有效性。运用文化背景分析的方法,对李白立身处世进行分析研究,是由李白受容了西域文化、蜀地文化、道教文化等多种文化要素且其诗文中缺乏确切时地信息的特点所决定的。综观李白作品,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吸纳无处不在,由此,只有在各种文化环境中考察李白行为,并通过文史互证的方法详加分析比较,才能理解李白的特异言语与行事,认清其思想根源。文化背景分析法,其实就是把研究对象回置于其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考察其与周围共时态以及历时态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的联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种种特征作出解释。我国古代学术研究向来提倡文史哲三位一体,在文化背景中分析作家、作品的传统由来已久。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家,就曾注意在文化环境中关照历史事实,以诗文证史,发现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陈寅恪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诗文进行诠释,他采用这种文化背景分析与文史互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学界以传统的“知人论世”心态进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而在李白研究中采用这种文化研究法也尤为重要。李白纵浪无拘的天性决定了其创作诗文时较少提及确切的时地史事信息,致使以文史互证方法确切考证其生平思想极其困难,因此造成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众说纷纭的局面。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李白立身行事的文化背景这一更加宏观的角度入手,才能使有关李白的多种问题得到一个完满的解释。周勋初先生《李白评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应用文化背景分析法,探究李白思想与行为的因果关系,在李白与其所处的家族、地域、时代文化的联系中,厘清李白的思想和行为。作者指出,李白自幼深受西域文化、蜀地文化、道教文化等的影响,从而养成了一套相适应的世界观及立身处世的习惯方式,因此,在他进入中原后,屡屡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所以虽以其天才之卓绝,却一次又一次陷入政治悲剧、家庭悲剧中,最终沦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李白评传》从文化角度研究李白与陈寅恪以文化背景分析元稹、白居易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中,分析白居易夜中听独居的商人妇奏琵琶并非不合礼法,指出:

   惟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  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  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乐天亦此新兴阶级之一人,其所为如此,固不足怪也。

   陈寅恪从当日的社会风俗与白居易之出身分析了其行为的合理性。同样,《评传》对于李白甘心随从永王璘的行为与心态,也从他所承受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

   ······在李白看来,似乎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又要重现了,“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个人实现政治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见李白的纵横思想决定了他必然会下山随从永王。

   李白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还与他所承受的文化背景有关。前已说明,李白生长在一个胡化影响很深的家庭,对于儒家之道,时有不恭之词,因而对于礼制中规定的王位继承原则,并不认真对待;对于王室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未能清醒而合适地加以处理。

   ······李白在诸王分镇中横遭厄运,从他的家庭背景来看,从他年轻时学习的纵横学说来看,遇到混乱的时局出现时,必然会下山随从永王,企图一现身手。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亦属必然。

   作者将李白回归于素习的纵横家学说及其家庭的胡族文化背景中,指出造成李白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始终保持“史”的宏观视野,将文化背景分析落实到对具体史实的考察中,可以避免文化背景分析法在具体操作中易出现的仅奢谈理论的漂浮感。从文化背景进行分析的方法,本质是把研究对象回归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分析它与其它各种文化要素间的联系,这种回归的过程以及探究当日共时性的横向联系与历时性的纵向联系的过程,使文化背景分析法在本质上即必然要求采取“史”的立场进行观察。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论》中也指出了这种必然性:

   我们研究原始的文化,那里并没有什么历史的记载,关于艺术,工艺,与宗教的生长,只可由观察中去探讨。可靠的记载,也只是已发现的,把文化事物与其布局联系起来的线索。历史实际是生存在这种联系中。所以,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

   虽然现实需要仅留下了与当今有关的历史联系,但要正确定义文化事物乃至艺术作品,还是应从这种历史联系出发。《李白评传》中,这种“史”的观察立场有两大表现:一是大量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二是将李白作品置于文学史中加以考察。

   文史互证方法的大量应用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考察历史联系时,研究对象是已逝千年的作家,因史料缺乏,则更要求将作家作品也纳入史料范围中,考察作家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他之前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并且注意考察作家思想及其支配下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因此,陈寅恪在以文化背景分析法研究元、白时,必然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关注元、白与当时及前代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元、白思想发展历程及艺术创作技法的精进过程。如《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首先以其所作《客有说》、《答客说》、《感事》、《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戒药》、《烧药不成命酒独醉》等诗与《太平广记》所载作为史料,互相参证,得出结论,以为乐天“易蓬莱之仙山为兜率之佛土者,不过为绝望以后之归宿,殊非夙所祈求者也”。白居易晚年仍信道,易道为佛,仅为炼药求道不成的一时负气之言。然后以韩愈制“火灵库”之事与白居易虽信道而晚年尤好声色之

   事类比,指出白居易此种矛盾行为,是受唐代士大夫阶级重享乐风习的影响。最后又以诗论白居易思想,认为其思想根源为老学之“知足”,当然与其身处牛李党争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陈寅恪从三个方面切入,解释白居易思想行为的文化动因:一是白居易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士大夫阶级风习,二是唐代的佛道文化传统,三是白居易表面弃道从佛的思想经历。同样,《李白评传》也是在史的宏观视野中,大量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关注李白处身的历史事件,溯源他所承受的文化传统,分析其思想的演进过程。如,为阐明李白祖世往返西域的经历,作者首先以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与《新唐书》李白本传等文献相参,指出迁徙之原因为避难,然后结合陈寅恪有关成果与《资治通鉴》、《大唐西域记》之记载说明时代背景,再围绕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以《魏书》、《宋书》、《新唐书》等史籍与《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和苏颋《幸长安制》、李峤《扈从还洛呈侍从群官》、高侨《答侯少府》等诗文参证李白幼年生长于绵州地区的事实。又如,为考证李白二入长安的经历,则以其诗文如《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赠新平少年》、《南陵别儿童入京》、《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等与《旧唐书》有关记载相参证。再如,为说明李白待诏翰林的经历,则配合《旧唐书》,以《翰林院故事》、《翰林志》、《国史补》、《松窗杂录》、《酉阳杂俎》、《唐摭言》、《本事诗》等与李白所作诗文如《玉壶吟》、《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赠崔司户文昆季》等相印证,且以他人诗文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饮中八仙歌》、任华《杂言寄李白》、刘全白《李君碑记》、魏颢《李翰林集序》等从旁相参,以详考李白得意于待诏翰林之位及嗜酒、草答藩书等种种事迹。在对史实的考证过程中,无论是李白本人作品还是交游过的同时代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史还是文人笔记丛谈,都被纳入文史互证材料的参考范围,并严谨地加以综核,使全书对李白所处文化背景的探讨有理有据。

   李白研究若想有所突破,则既要求采用文化背景分析法,又要避免文化学方法易流于虚浮的弱点,因此,需要再从“史”的立场出发,加以实证研究。但是,作者创作文学作品时,个人创造性发挥的作用极大,从而给讲求实证并挖掘历史发展规律的“史”的立场增添了许多难以分析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应当注意将文学作品回置于文学史中,关注李白各类体裁的创作对前人的学习与继承。如对李白赋作的探讨,《评传》首先对比其诸篇小赋与江淹《恨赋》等魏晋南北朝赋在立意、风格、遣词、句法各方面的相同之处,以发掘李白对魏晋六朝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如将李白《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与蜀地先人扬雄、司马相如所献之赋类比,以寻求蜀地献赋传统对李白的影响。

   而在分析李白对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时,更需要时刻注意发现和阐述李白诗歌的创新之处,关注李白作品在文学史中的新变。如在研究李白五言古诗对前代的发展时,《评传》指出:

魏晋南北朝人的五言古诗都显得淡雅,作者的个人色彩不甚强烈,李白的诗已有明显的个性,语言也已显得亢爽,尽管上诗(《古风》其三十)谈的是玄风的问题,但已与前人涉及玄言的诗篇不同,李白的个性跃然纸上,已无前人五古那种浑穆之气。又《古风》其十三“胡关饶风沙”一首,言及“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明为哀悯边境纷争、民生困苦而作,贴近现实,故风格与前古诗已截然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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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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