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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辛弃疾论略

更新时间:2017-10-17 14:31:10
作者: 吴世昌 (进入专栏)  

一 生平事迹

  

   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宋室遭逢“靖康之乱”,中原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祖父辛赞为家计所累,未能脱身南下,曾出仕于金,在亳州谯县为县令。辛弃疾因父文郁早亡,幼年即随祖父在谯县任所读书,并曾受业于亳州刘瞻。瞻能诗,在金曾任史馆编修,门生众多,其中最优秀者有辛弃疾及党怀英。二人才华相当,并称“辛党”。后党怀英在金贵显,辛弃疾走上抗金的道路。在谯县时,辛赞因不忘家国,每得闲暇,即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1]。绍兴二十四年(1154)及二十七年(1157),辛弃疾两度赴燕京应考,就是受祖父之命所进行的两次实地考察。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北方各族人民抗金武装四处蜂起。大名王友直,海州魏胜与胶州开赵,以及济南耿京,纷纷聚众起义。其时,辛赞已去世,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二千人,隶属耿京,为掌书记。辛弃疾并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今南京市),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闰二月,辛弃疾于北归途中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人五万众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改差其为江阴签判。从此,辛弃疾便留在南宋,并娶邢台范邦彦(子美)之女为妻,希望实现其恢复中原的理想。

   但南归之后,辛弃疾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四十余年间,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不得尽展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在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的无聊生活。然而,也正是这一特定的环境却造就了一代歌手——辛弃疾。

   南归之初十年,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和希望。虽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乾道元年(1165),奏进《美芹十论》(即《御戎十论》)。《十论》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论女真虚弱不足畏,且有“离合之衅”可乘,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后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提出自治强国的一系列具体规划和措施。乾道六年(1170),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论用人、论长期作战、论敌我长短、论攻守、论阴谋、论虚张声势、论富国强兵、论迁都、论团结,进一步阐发《十论》思想。《十论》与《九议》,充分显示出辛弃疾经纶济世的非凡才能。南归之初,辛弃疾斗志高昂、豪气干云,曾歌唱:“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的进取计谋也得不到同情与支持。十年间,他只是在江阴通判、建康府通判以及司农主簿任上干些无足轻重的职务。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途生涯。十年期间,辛弃疾仍未被派往抗金前线,相反,却被委派去平定内乱。辛弃疾内心充满矛盾。他既不满意朝廷偃武修文,感叹“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又竭力为之效忠。既视民为寇,在他历任江西提点刑狱及湖北、湖南、江西各地安抚使时.对茶民、农民暴动进行坚决镇压,又曾奏进《论盗贼剳子》(《淳熙己亥论盗贼剳子》),指出民之为盗,乃郡县官吏豪富盗贼为害所致,对于“田野之民”的苦痛寄予深切的同情。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不过,在这第二个十年中,辛弃疾还是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乾道八年,在滁州办荒政,半年大见成效:“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2]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督捕茶商军,整日从事于兵车羽檄之间,略无少暇,迅速讨平茶民暴动。淳熙七年(1180)在湖南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3]。辛弃疾希望国富兵强,再图恢复大计。但南宋统治集团昏庸腐败,他的改革与整顿,“不为众人所容”,终于于淳熙八年(1181)受革职处分,被迫退隐。

   淳熙九年以后,除了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前后十八年,辛弃疾一直隐居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和铅山东北与上饶邻接的期思渡旁边的瓢泉二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这位曾经理繁治剧的封疆大吏,退隐时年仅四十二岁。闲置无事,虽然善于自我开解,高歌“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在无可奈何之时,一种莫名的寂寞之感却常常难以排遣:“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同上)。辛弃疾对于剑铗生苔、雕弓挂壁的无聊生活毕竟是无法忍受的。“平生塞北江南”,“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绕床饥鼠”)。即使在睡梦中,也还“挑灯看剑”,希望重返前线,为君王完成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曾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约会爱国志士陈亮。辛、陈二人在鹅湖十日,“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共商恢复大计。这就是继朱熹、陆九渊之后又一次著名的“鹅湖之会”。会后,辛、陈二人彼此唱和,写下《贺新郎》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已经六十四岁。此时,在金国北部的蒙古族势力逐渐强大,金国受到严重威胁,对北方各民族人民的掠夺、压迫也更加残酷。太行山东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纷纷奋起反抗。四年(1204),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言盐法,并言“敌国必乱必亡,愿为应变之计”[4]。辛弃疾认为,南宋政府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实国力,然后出兵北伐。但是,宰相韩侂胄把持朝政,只想侥幸求逞,不愿认真准备。韩侂胄想利用辛弃疾的名望,曾派他到镇江做知府。到任后,辛弃疾预制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兵丁,练一支队伍为渡淮击敌之用。不久,辛弃疾却被调离,并受到弹劾,恢复之计仍然行不通。开禧元年(1205)秋,辛弃疾失望地从镇江回到铅山。二年(1206)五月,宋廷正式发布北伐命令,各路军队在韩侂胄的指挥下遭到惨败。十二月,宋廷向金国求和。开禧三年(1207)秋,金人以索取韩倔胄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山声援,而诏命到达铅山之日,辛弃疾病已沉重。九月十日,这位忠诚的爱国者,终于“抱恨人地”,赍志以殁。

  

二 文学创作成就

  

   辛弃疾生当弱宋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所谓“平戎万里”、光复旧山河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但却将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以及不受信任、不受重用的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在词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陈模《怀古录》(卷中)载:“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好。”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工于词而不工于诗的作家,其歌词创作天才,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有所表现。辛弃疾在用武无地、报国无路、恢复无望的情况下,将其全部精力与才情用于填词,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探索。他的创作,无论是质或是量,都在两宋词人中占居首位。据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所辑《全宋词补辑》统计,辛弃疾存词六百二十九首,是宋人词集中最丰富的一家。

   辛弃疾生长在金统治区,对于北方各族人民反金斗争有着深切的体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金、恢复成为辛词的重要内容。“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在词作中记录了自己早年一段传奇式的经验。南归后,他时时刻刻将中原故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挂在心头。“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征埃成阵”)他以抗金、恢复的重任鞭策自己与同志:“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他在词中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他以英雄自许,并以英雄许人,以歌词激励人们的斗志。高唱:“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汉水东流”)希望他的朋友,“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寒垣秋草”)。这类词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扫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5]。

   但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忍耳心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一切不复关念”[6],再加上辛弃疾是南下“归正”官员,得不到信任,南归后,辛弃疾生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往往“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7]。因此,逼得他不能不有所收敛,有所节制,将抗金、恢复的大感慨,及其对于当局的不满情绪,深藏于内,或通过委曲婉转的方式进行表达。他埋怨被闲置,唱道:“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唱道:“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他将“弓刀事业”隐藏于“诗酒功名”当中。他谴责主降派对于抗金事业的干扰破坏,唱道:“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他以借景抒情、借古讽今的手段针砭现实。他幻想奔赴沙场,收拾残破河山,唱道:“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唱道“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念奴娇》“倘来轩冕”)他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将“不可一世之概”,深藏于内。这类词作,“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8],郁积着浓烈的爱国情思,使得辛弃疾抗金、恢复的歌词具有鲜明的特色。

歌唱抗金、恢复,体现了辛弃疾的理想抱负,这类篇章不占多数,却大大加重了辛词的分量,构成了辛词的主调。辛弃疾大量闲适词中,所反映的归隐情趣,也因而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辛弃疾不为“莼羹鲈鲙”,不为“求田问舍”,即使在“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归隐。但是,由于环境所迫,又不得不早作归计,在一生中最可以发挥作用的时期,被闲置了十八年之久。这是时代的悲剧。南归后,经过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功名未遂,只落得“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三径初成”)。辛弃疾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一到带湖新居,他就与鸥鹭定下盟约:“来往莫相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这是因为人间相猜,难寻“同盟之人”,才不得不与鸥鹭为盟。闲居期间,辛弃疾歌唱:“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歌唱:“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沁园春》“一水西来”)表面上甚是闲适,实际上“闲”而不“适”,深刻地体现了一代英豪的悲惨处境。同时,这类闲适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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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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