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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安徽“水鬼毛人”谣言的意识形态化及地方政府应对

更新时间:2017-10-12 15:08:02
作者: 黄文治  
检查对谣言追查平息情况。各级公安机关,按省委、省公安厅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谣言传播区域,开展平谣工作。[41]

    1954年4月,安徽省公安厅又发出《关于继续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通知》, 该通知明确说:鉴于“水鬼毛人”谣言仍在一些地区继续流传,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决遵照省委1月14日的指示,在谣言已告平息或过去谣言严重地区,应结合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有重点、有目标地发动一次反谣斗争。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通过区乡干部,治安积极分子等,对在闹谣言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捣乱分子,进行摸底排队,并利用具体事实,揭发他们利用“水鬼毛人”谣言进行破坏的种种罪恶,以使群众明白谣言的真相;发动群众诉说听信谣言的所受之害,从而提高群众觉悟,检举制造谣言的反坏分子。对于为首造谣或积极传播谣言以及借机装神弄鬼、恐吓群众,引起群众慌乱的分子,要坚决打击,其中如属五类反革命分子或地主、流氓、奸商等,一律逮捕法办;如系普通群众,要通过自我检讨,当众认错,个别情节严重恶劣的,也应该依法判罪。在平息谣言过程中,要对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社会治安危险分子进行摸底排队,注意寻找反革命组织线索,布置侦察,在取得证据后,及时给予打击。[42]

    从上述史料解读来看,安徽地方政府这次在自上而下应对 “水鬼毛人”谣言时比较及时。不过,前后应对方式还是稍有差别,前期比较克制与谨慎,后期极为严厉与残酷,转向节点大概是一些市县爆发尖锐的干群冲突之前后。1956年7月2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即说,在“水鬼毛人”事件中,开始“没有采取镇压的方针”,后来“改变了做法,采取了侦破和坚决镇压的措施,群众就积极地起来参加斗争,‘毛人水鬼’的谣言就很快地平息了”。[43]

    应该说,在安徽省委及公安厅严格指示、督责及检查之下,地方各市县区乡党政组织及干部随后即高效行动,在谣言集中爆发区,努力开展“平谣”工作。至1954年秋,全省政府部门在省委及公安厅指示下,“逮捕利用‘水鬼毛人’谣言,造谣煽动闹事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1128人,处以死刑者20余人,谣言逐渐平息”。[44]

  

  

  

  

    六、肥西县的个案

  

  

  

  

    从行政区划沿革来看,肥西县建国初隶属皖北行署巢湖专区,后改属皖北行署六安专区。[45] 据尹曙生老先生的访谈记载:1953年12月,“水鬼毛人”谣言传入六安专区的肥西县,并迅速扩散,谣言传到之处,人人惊慌失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46] 据当时统计,“全县各地在混乱中放枪打死3人,打伤4人,因过度恐慌而自杀2人,慌乱中挤撞致伤100多人”。[47]

    应该说,“水鬼毛人”谣言在肥西县造成了颇多乱果,但相较安徽其它部分地区,肥西县的“水鬼毛人”谣言因传播比较较晚,此时安徽省委及公安厅已基本形成比较系统的应对意见及策略。

    1954年1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将《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宣传指示》发到肥西县委。该指示开头即强调:“水鬼毛人”谣言的流传,显然是隐蔽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和当前粮食计划征购任务,破坏农民冬季生产和扰乱社会治安的阴谋。为此省委从宣传内容、宣传方法及管制手段等三个方面提出以下指示意见:(一)在宣传内容上,应着重宣传如下几点:1、强调指出“水鬼毛人”谣言是参与反革命分子散布的反动谣言,是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恶毒阴谋,他们造谣惑众的目的,是在于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民的生产,同时企图挑拨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破坏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破坏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2、说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各项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正在胜利地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反革命分子是不顾中国人民过平安、幸福的日子的,但他们已计穷力竭,只能采取这样最卑鄙无耻的手段造谣言,欺骗人民。3、说明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和经济建设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苏联人民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说明党和人民政府一贯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凡是挑拨中苏关系、挑拨人民群众和党及政府的关系的谣言,都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群众绝不要上敌人的当。4、指出反革命分子的那些谣言是极端荒谬的,人民群众经过了党和人民政府多年的教育,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决不应当听信那些谣言,凡是听信了谣言的,不但弄得一家不安,而且浪费很多钱,耽误了生产,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这个教训大家都要接受。5、说明经历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反革命势力已基本消清,但还有少数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有人误信谣言,自行惊扰,就给了那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因此,全体人民群众绝不应当听信谣言,更不应当信口开河,捕风捉影,传播谣言,而应当提高警惕,使反革命分子无缝可钻,发现谣言立即加以驳斥和追根,堵塞谣言传播,以保证冬季生产、互助合作等运动顺利进行。(二)在宣传方法上: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必须首先抓紧对基层干部、党员、团员、宣传员及积极分子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不受谣言的愚惑,这是平息谣言的关键;然后再组织他们全力向群众进行揭破反动谣言的宣传教育。在进行此项宣传活动中,除应召开各种大小会议进行口头宣传外,并应利用造谣或冒充“水鬼毛人”的反革命分子去现身说法;组织吃过谣言大亏的人进行控诉;还应组织群众互相访问,看看事实真相,揭穿谣言;并可运用算细账(列举当地因误信谣言而发生失火、失窃、误伤和浪费及耽误生产等现实实例)的方法,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进行宣传,经验证明,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扑灭谣言的办法。在估计谣言可能波及的地区,应坚决实行预防,迅速地主动地向阶层干部和群众正面揭发谣言,以占领思想阵地,组成坚强的防线,坚决阻止谣言的侵袭,保证不使蔓延。领导上争取主动在这个斗争中是极端重要的关键。(三)在进行上述宣传工作的同时,应教育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阶级分子的管制与监视,公开地警告他们,不准其乱说乱动。对于那些投机商人、小偷、二流子等企图乘机谋取私利而进行捏造和扩大谣言者,亦必须视其情况轻重,予以教育和经过上级批准的必要的处置。但在推行宣传活动中,对反革命分子的恶毒谣言和群众思想落后的言论必须严格加以区别;决不可对群众采取粗暴作法,但也不能把反动谣言简单的视为群众的迷信活动,致放松警惕,消弱粉碎反革命分子阴谋活动的斗争。[48]

   通过以上史料的梳理,可见这份发给肥西县委的安徽省委宣传部的宣传指示内容极为细致周密。随后,肥西县委及公安部门,根据这个宣传指示,即开展“平谣”工作。1954年元月,肥西县委“指示各区,以平息‘水鬼毛人’谣言为治安主要任务。县公安局分6组赴谣言严重地区平息谣言。各地用实例,使群众认清坏人阴谋。一些造谣、传谣和煽动群众闹事的为首分子被捕法办”。[49]

    应该说,肥西县在“平谣”工作中,确实有不少造谣、传谣和煽动群众闹事的为首分子被捕法办,但也有法外开恩的幸运分子,比如三河区的王孝明。据档案资料记载:三河区“第二小学教师王孝明一贯思想落后,政治认识不清,此次特务造谣,该王不但不积极向群众揭穿谣言,反而信以为真,更为严重的该王竟鼓动群众拿刀持棒阻止我干部下乡工作,并扬言说,‘毛人’跟在政府干部后面,‘毛人’是干部带来的,王的这一错误行为,严重丧失了一个人民教师的应有立场”,因此,肥西县政府“为了严明纪律教育干部,经研究决定给王孝明行政上撤职处分”。[50] 随后,三河区政府根据县委指示进行了“降职处分”,即“将教师王孝明调五新小学任教员”,而把五新小学教师“孙孝珍调到三河第二小学工作”。[51] 王孝明在被调入五新小学工作将近一年后,三河区政府查王孝明教师“自接受处分后已经认识错误,并在工作上表现积极负责”,”同意撤销其处分”,并“报请县府处理”。[52]

   综上所言,在“平谣”过程中,肥西县委及公安局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的宣传指示,采取的是“争取教育”、“严厉镇压”双管齐下的方式开展“平谣”工作,这种剿抚并用的方式所达到的效果明显。1954年元月底,肥西县“谣言平息,秩序恢复正常”。[53] 但是,这种效果也并非地方志中记载的那样立竿见影,总有反复出现的可能,即便已是小范围地偶发。1955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及省公安厅党组部门还向肥西县委下发《关于驳斥谣言和打击坏分子的意见》,在该意见里,指出肥西县1955年元月初,“又有七个区的十九个乡闹‘水鬼毛人’谣言”。[54] 甚至1957年3月15日中共肥西县委《关于当前农村治安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还透露肥西县已平息“龙潭等4个乡曾发现坏分子造谣说:‘挖眼割蛋又要来了(指毛人水鬼)’”的谣言。[55]

    可以说,肥西县的“水鬼毛人”谣言,并不是一次性地平息,其间循环往复地出现过。而地方政府的应对,更是遵循着自上而下的锁定路径进行处理。这期间,安徽省委、公安厅、六安地委及肥西县委针对肥西县反复出现的“水鬼毛人”谣言,也曾下发多个文件指示地方“平谣”工作。[56]

    比如1954年12月16日,中共六安地委给肥西县发来《平息毛人谣言的补充指示》,该补充指示明确指出:1、当前在农村工作的所有省、专、县、区等干部,均必须高度重视,不能轻视麻痹,在刚开始发生谣言的地区,应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迅速组织党组织、团员、干部深入群众,就地把“水鬼毛人”谣言平息下去,决不能使谣言蔓延扩大。2、接近传谣地区,和尚未发生谣言地区,及可能受到谣言波及的地区,应立即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教育干部,弄通思想提高认识,准备好思想阵地,以便随时主动揭发与制止谣言。3、在宣传粮食统购统销中,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警觉,防止敌人造谣破坏。4、对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要加强监督、管制,严防破坏活动。5、各地发生谣言后,要立即跟踪追迹,找出传播的首要分子,马上逮捕法办;对一般传谣者,也应根据情节,使其当众认错,揭发谣言,以真人真事教育群众。[57]

    从这个些文件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谣言反复出现后,地方政府总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处理,处理模式一样,但手段更加强化,这俨然成为一种锁定的依赖路径。不过,正如李若建所言,“每次谣言的结局都一样,在政府的有力镇压下平息。这种镇压的方式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而人们对镇压的恐惧可能会超过对‘毛人水怪’的恐惧,因此在短期内谣言会很快消失。不过民间对‘毛人水怪’的理解和记忆并没有消失,也就是保留了一个产生谣言的温床,当时机到来时,谣言又可能复活”。[58]

  

  

  

  

    七、地方督责政治

  

  

  

  

 其实,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市1928 年春夏之交也曾爆发过一种妖妇摄魂谣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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