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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安徽“水鬼毛人”谣言的意识形态化及地方政府应对

更新时间:2017-10-12 15:08:02
作者: 黄文治  
1953年,金寨县爆发“水鬼毛人”谣言,即因在军队表现不佳而复原回乡军人祝树基“发泄私愤”、“乘机发财”及“玩弄女人”而制造。[22] 1953年,岳西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些不法分子为破坏这一中心工作,散步各种谣言,其中‘毛人水怪’谣言,一度在全县传播,受骗群众达数万人”。[23] 等等。这些“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制造、煽动“水鬼毛人”谣言,多为获得私利或者达到私欲目的。

    其二、关于“反革命分子”,主要是指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3年7月,来安县“水鬼毛人”谣言由“盱眙县传入县半塔一带,并很快传到本县各地。由于暗藏的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务、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县内谣言四起”,“秩序混乱”。[24] 1953年4月,全椒县开展了取缔一贯道、先天道、同善社、中华理教会等反动会道门工作,年底,“反动会道门制造‘水鬼毛人’等谣言,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25] 1953年冬,长丰县“反动会道门在农村制造‘水鬼毛人’谣言,由东向西传入境内,群众惊慌失措,社会秩序混乱”。[26] 1953年底,嘉山县“反动会道门制造的‘水鬼毛人’谣言,严重干扰社会秩序”。[27] 1954年大水时,凤台县“三佛门道首,称‘水鬼毛人’,制造十分吓人的谣言,气氛恐怖,造成男不敢下田、女不敢出门、学生不敢上学的局面,一度弄得人心惶惶,社会混乱”。[28] 1954年1月,五河县“反动道会门制造‘水鬼毛人’等谣言”,“致使不少乡村群众恐慌不安,彻夜不敢熄灯”。[29] 1954年2月,霍邱县出现“水鬼毛人”谣言,后查明谣言系“反革命分子”制造,这些“反革命分子”,包括“原土匪”、“恶霸”、“会道门头子”、“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兵痞流氓”。[30] 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制造、煽动“水鬼毛人”谣言,多为扰乱社会治安及颠覆新政权之目的。

    应该说,在有意无意传播“水鬼毛人”谣言的群体中,普通民众肯定处于多数,但是促使其走向意识形态化,“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两类人值得重视。这两类人作为社会变迁的受冲击者,不管是谋求一己之私者,还是追求政治利益者,他们充分利用民众的智识缺陷、传统绵延的谣言传说及地方政府管控的疏漏等因素,制造和煽动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谣言平息后,亦难免成为谣言事件的罪魁祸首。

    这些人在旧有权力格局中,基本都是社会精英。为何他们制造和煽动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这主要是在建国初的历次政治运动,诸如土改运动、剿匪反霸运动、镇反肃反运动、取缔反动道会门运动、取缔反动党团运动、农业合作化及粮食统购统销等运动中,旧有权力格局被打碎,他们沉入社会底部,成为社会变迁的受冲击者,他们对新政权及干部精英不满与恐惧,因此制造和煽动“水鬼毛人”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直指党、政府、干部及苏联,而新政权及干部精英对此,往往也会从先验性“阶级斗争”视角看待此类分子,直接将他们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即抽象化的“阶级敌人”。在谣言发酵过程中,这些“阶级敌人”按照情节轻重及个人态度,一般被归类为“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类人。在官方出版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之中,这两类人即被定性为谣言制造、煽动的罪魁祸首,谣言事件中一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惩。

  

  

  

  

   四、干群冲突及乱果

  

  

  

  

   李若建认为“水鬼毛人”谣言“刚开始传播时,可能是没有预计到其传播范围之大,对民众的影响之深,地方政府并不太注意”。[31] 这种说法可能与江苏情况比较符合,安徽则不然。安徽“水鬼毛人”谣言是1953年7、8月间从邻省江苏传入的,鉴于邻省江苏情况,安徽省委及公安厅在1953年3月12日,即安徽爆发大面积“水鬼毛人”谣言之前就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情况和意见》的文件来指导地方“平谣”工作,应该说,地方政府的反应是比较快的。随后,安徽各级政府及公安系统即开展“平谣”工作。正因为地方政府反应比较快,党团干部与谣言本身几乎同步到达地方社会。这样,在“平谣”过程中,党团干部被派往地方“平谣”,与谣言传播者、煽动者及民众遭遇,就会有意无意地被误解为政府有意训练并被放出的“水鬼”、“毛人”,这样就难免不发生尖锐的干群冲突,并造成颇多干群冲突事件。

    据安徽省公安志记载:在“平谣”过程中,一些反坏分子则乘机煽动乡民,阻止干部进村工作,甚至捆绑、扣留、殴打、制造骚乱事件。一日,数名干部进入盱眙县桥镇工作,有人煽动说:“‘水鬼毛人’到了”。前来赶集的农民,纷纷逃散,形成“炸集”。炳辉县公安局一副局长去高桥乡检查工作,一些村民手持刀矛威逼副局长的胸口、不准进村。卫生部门前往调查妇女怀孕情况,以便推广新法接生,一些农民又怀疑是为“水鬼毛人”掏走胎儿提供线索,而进行刁难。肥东县邮电局一副局长下乡工作,被一些村民指责为“毛人”而被捆绑。……无为县泉塘区临河乡朱某煽动7000余人去乡政府捕捉“毛人”,打坏乡政府门窗,打伤4人。[32]

    从现有资料来看,“平谣”过程中,当时安徽颇多市县都发生了干群冲突,无为县最甚。

    据安徽省公安史料记载:1954年1月上旬,无为县的严巧、石涧、黄洛、徒沟等区的部分乡已有“水鬼毛人”谣言流传。月底,发展到全县14个区91个乡。一些反坏分子乘机煽动,制造骚乱。2月3日,无为县两名干部下乡调查谣言情况,路经严桥区闸北乡,部分群众在反坏分子煽动下,堵住公安干部去路,诬公安干部为“水鬼毛人”,夺取短枪2支,并私设法堂,对公安干部严刑拷打,逼迫公安干部承认自己是“水鬼毛人”,还诬治安主任“窝藏水鬼毛人”。将5名基层干部家具、农具全部烧毁。另一探亲的解放军干部听到此类谣言加以制止时,其头部亦被砍伤。2月4日,三水乡民兵队长率领部分民兵去团山村调查谣言情况,竟被坏分子打到在地,推入水中淹死。该县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四人去闸北乡平谣时,亦被围攻审问,并夺去短枪2支,随同前往的区委书记亦被打伤。2月5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5人,去横山乡平谣,又被夺枪殴打。2月6日,铁钢乡办事员以及民兵队长等9人,去汪冲村检查工作,又被说成是“水鬼毛人”,遭到围攻殴打,致伤2人,夺去长短枪各1支。至此,共被打死1人,打伤20人,被捆绑27人,夺去长枪4支,短枪8支。事态发展日趋严重,形成骚乱。[33] 等等。

    1956年7月2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在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在“水鬼毛人”事件中,“被反革命分子打死打伤的群众和干部一百一十七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34]

    应该说,“水鬼毛人”谣言本身就暗含着悖论,即挑拨新政权干群之间的矛盾,当自上而下参与“平谣”工作的党团干部与谣言传播者、煽动者及民众遭遇,难免不因有意无意的误解而发生干群冲突及乱果。

  

  

  

  

    五、地方政府应对

  

  

  

  

    中共建政之初,即对社会中的谣言问题即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定性,认为“谣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谣惑众的人便是人民的敌人”。[35] 因此,要“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并明确“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36] 而公安部门一旦追查到“以反革命为目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将“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37]

    在“水鬼毛人”谣言事件中,安徽省委及公安厅在应对谣言传播及泛滥时比较及时。

    1953年3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即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情况和意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1、必须防止谣言的蔓延。通过对已破案件的处理,召开群众大会,让附近村庄派代表参加,使人不再听信谣言。2、每个干部不为谣言所惑,沉着而积极地揭穿谣言,教育说服群众。3、平息“水鬼毛人”事件,除大力宣传揭发之外,派较强的干部组织少数可靠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事先对可能装鬼作怪的分子进行调查研究,于晚上选择适当地点部署隐蔽哨,监视其行动,若发现有乘机破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装神弄鬼,应及时予以打击。4、有重点、有目的地布置侦查工作。在谣言闹得最凶地区,应正面揭露谣言,团结群众,安定秩序,孤立坏人。情况初步稳定的地方,即应积极寻找坏人。[38]

     1953年12月,安徽省公安厅对含山“水鬼毛人”谣言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该县计有7个区83个乡,自12月中旬起,谣言仅在个别区乡传播。27日已蔓延到7个区50个乡。含山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派出干部深入重点区乡,开展宣传、辟谣,揭露所谓“水鬼毛人”,纯系反坏分子有意造谣,旨在破坏中苏友好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对查有实据的造谣分子或谣言积极传播者,已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有的在对其揭发批判后予以拘留、逮捕,有的给于管制,有的令其现身说法,当众认错。通过各种措施,形势已经大有好转。[39]

    1954年1月8日,安徽省委转发了《芜湖地委关于和、含、巢三县发生“毛人”谣言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均应严密注意和检查所属地区的谣言情况,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和防止此类反动谣言继续蔓延。对发生谣言地区,除结合当前工作抓着典型事例,揭穿谣言,教育干群,加强被管制分子的监管之外,公安部门应周密布置侦查工作,对为首制造谣言、假装“水鬼毛人”而有确证的反革命分子、地主份子、会道门头子、流氓分子等,应立即逮捕,予以依法惩处。对新近逃亡回归分子,亦应加以逮捕(或密捕),迅速审讯,分别处理。对为了偷窃、行奸等个人目的而伪装“水鬼毛人”,兴风作浪者,虽非政治活动,但同样扰乱社会治安,也应给于适当处分。在处理以上案件时,均应召开群众会议(尽量吸收临近区乡代表参加),令其坦白,当众揭穿,并当众宣布对其处刑,经批准判处死刑者在执行时,要将其罪状广为张贴。只有这样才能给反动分子以沉重打击,群众才能安心,谣言才能平息。在未发生“水鬼毛人”谣言的地区,亦应严加防范,防止类似反动谣言流传。[40]

 1954年1月14日,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平息“水鬼毛人”谣言的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迅速设法平息谣言。对相信鬼怪者,要教育他们提高警惕。要求公安部门加强侦察,捕捉造谣的反革命分子和利用谣言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同时,省公安厅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谣言已平息或过去谣言严重地区,有重点、有目标地普遍发动一次反谣言斗争,对破坏捣乱分子摸底排队,运用具体事例揭发坏分子的造谣破坏活动,以提高群众觉悟,检举造谣捣乱的坏分子。对为首制造谣言、积极传播谣言或借机撞鬼恐吓群众、扩大谣言、制造假情况而引起群众恐慌的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同时,省公安厅派出六个工作组,分赴滁县、宿县、阜阳、芜湖等专区的重点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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