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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被夸大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

——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17-10-12 09:50:05
作者: 舒远招 (进入专栏)  
这三篇文章各有侧重,但在区别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在回顾了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沿革之后,对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作了如下概括:首先,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指向不同。唯物史观的底蕴是历史观,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历史理念,作为列宁所说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①,它不同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它只是遵循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结果,它指向经验事实,可以归结为“描述人们的(此处的字要删除!查对原文没有这个字)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②,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其底蕴是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它是纯粹的部门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和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概言之,唯物史观属于科学范畴,是描述人类历史演进的实证科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范畴,是概括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哲学,二者尽管有交叉重叠,但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其次,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前提不同。确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从个人的生命需求开始,转到现实的人,落在物质资料生产上,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其确立的前提是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概言之,唯物史观确立的前提是人及其生命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物质生产劳动,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前提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此推出: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是人,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为主体。第三,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同。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观念和物质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境界,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给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概言之,是坚持物质实践对观念的作用,还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构成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基本问题上的重要区别。

  

   在此文中,张奎良教授还从总体倾向上描述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自特征和适用域。他认为唯物史观是在唯物主义指导下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历史所形成的总的观点,主要关照过去,面向历史,格外重视人类历史的发生、演进的源头、机制、道路、条件、动力、方式等,其基本使命是反映历史的真实,其突出特点是一般性、客观性、全面性、普适性、非意识形态性,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关注人类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但它更多的是面向现实,注重当下发生的事件,其突出特点是具体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主要阐发于马克思思想的早晚期,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和唯物史观自身的完善密切相关。于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视为实践唯物主义的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说成是唯物史观的辉煌成果,而马克思晚期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以及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晚期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之作。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其生成的时间表现为较为复杂的情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既属于唯物史观又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则主要出现在其中期:从《共产党宣言》开始,《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的序言、导言和跋,《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作。

  

   《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和特点》首先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了“探源”,指出马克思一生中从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该概念是 恩格斯通过对巴尔特等人思想的批判才启用的。接着,该文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意蕴”,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唯物史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对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视,以及强调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来理解一切重大历史事件”①。恩格斯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写的英文版导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晚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通信,都在纠正“经济唯物主义”对经济因素的片面强调,肯定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文章还试图在科学和逻辑的视野内揭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各自的特点:首先,唯物史观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唯物史观涉及整个人类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则仅仅涉及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段历史,唯物史观的创立可以为所有阶级的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参与,历史唯物主义只能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其次,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延不同。唯物史观涵盖全部人类历史,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唯物史观的近代部分,是对该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哲学指引;第三,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路径也不相同。最后,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和常用概念也各不相同。

  

   《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试图通过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离奇身世”和辨析其内涵而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没有马克思参与的情况下,由恩格斯独自确立起来的,没有恩格斯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该文同《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和特点》一样认为唯物史观涉猎人类全部历史,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只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唯物主义的解说,并声称恩格斯之所以说《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释,是因为这两部著作仅仅瞄准近代史,尤其是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说明。该文还从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目的和路径等方面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区别。就研究对象而言,唯物史观以全部人类历史演进为对象,而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强调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近代以来的历史为对象;就学科性质而言,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则是哲学并具有意识形态性;就研究的目的和路径而言,唯物史观的使命是发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层奥秘,增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层面细节的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则不是发现近代以来的历史真实,而是要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用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哲学的反思和透视,发现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规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追求的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正确的认识和思想。

  

   张奎良教授在发表上述文章时,很可能不了解上世纪王青山、赵天成与孙运福之间的争论,因为他在《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和特点》一文的前言中声称:“现在我先抛砖,试对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以及应然意义上的各自意蕴和不同特点,谈些粗浅的看法,仅供批评。”①但是将他的观点与王青山、赵天成的观点加以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区别,确实更为全面、详尽。他虽然与王青山、赵天成一样认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术语出现的顺序有先后之别,一样肯定了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比较多地强调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即肯定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辩证法,一样断定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同,但他对这些观点的具体阐释还是与王青山、赵天成的论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详尽程度悬殊。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在学科性质上界定为实证科学和哲学(意识形态)的区别,在理论前提上说成是现实的人基于生命需求所展开的物质资料生产与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的区别,在基本问题上归结为物质实践与观念的关系问题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区别,在研究对象、外延或适用范围方面概括为整个人类历史与近代史之间的区别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另外,说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有阶级的成员都可以参与创立,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能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并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著作当作唯物史观著作,另一部分著作当作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还有一部分著作则同时是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所有这些见解和做法在学术界中都是很少见的。毫无疑问,张奎良教授在区别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用心良苦,作了艰辛的理论探索。

  

   张奎良教授的一些观点,是对国内哲学界一些重大争论所作出的一种独特的回应。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一直在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当大多数学者将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同一种理论来探讨其学科性质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它部分的关系时,张奎良教授的确实(此字多余,删除)显得另类而别致:他通过对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而将唯物史观归结为科学,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哲学;他同样通过这种区别而将实践唯物主义视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又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于是,其他学者们所作的激烈的争论,在他这里就都被消解了。但是,张奎良教授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作为马克思一生两大理论贡献之一的唯物史观真的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而且该理论确实属于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一种不是哲学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岂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别构成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则将如何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交叉重叠性?无论张奎良教授多么强调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他毕竟一再肯定了两者具有交叉重叠性。

  

   三、张奎良教授论文中的诸多问题

  

   尽管张奎良教授从各个角度对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区别颇有新意,但仔细阅读上述三篇论文,笔者发现存在着诸多问题。论文中存在明显的笔误。例如,在《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有“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为了批评经济决定论还深刻地论述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问题”①这样的说法。显然,句中的马克思应为恩格斯,因为前文提示了这封信是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马克思也从未论述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问题。这类笔误对张奎良教授的基本论点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但确是文章中不该出现的瑕疵。

  

   除了这类笔误,张奎良教授的论述还存在许多混乱、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这里我不能面面俱到,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例一: 张奎良教授强调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别属于实证科学和哲学,由于实证科学具有科学性,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说它们分别具有非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性还比较好理解,但他却宣称唯物史观涉及整个人类历史,具有一般性、客观性、全面性、普适性,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对近代历史的哲学说明,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要比实证科学高一个层次,是对实证科学成果的普遍概括和总结,因而应该具有比实证科学更大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才对,作为科学的唯物史观何以能够比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此相关,他还依据研究对象和外延的宽窄,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部分”②,这同样让人困惑: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当真分别属于哲学和实证科学,哲学怎么能够构成实证科学的一部分呢?他认为以近代之前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只能属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是典型的例子,以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从一开始就宣称唯物史观涉及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于是,研究近代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同样属于唯物史观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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