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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磁力”漫忆

更新时间:2006-08-07 20:05:57
作者: 黄裳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文汇报》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理所当然地立即复刊了。建国伊始,国家急需大量干部,参加繁重的建设工作。反映到“文汇报”,大量老同仁,纷纷走上新的岗位。在上海,陈虞孙去主持“解放日报”,在天津,秋江掌管了由“大公报”改组的“进步日报”,在北京党政部门工作的就更多。“文汇报”留下的旧人不多了,大有风流云散之势。复刊之始,筹画版面,煞费经营。一起商量的有陈钦源、姚芳藻诸位。为了显示复刊的报纸一新的面目,副刊也换了新的刊名。“笔会”改成了“磁力”,“浮世绘”改为“锣鼓”,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起与读者见面。“磁力”的主编仍由唐弢担任,我则做些协助的工作。唐弢只是“遥控”,不久也离开邮局出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了(处长是徐森玉)。但他编副刊的资历长,在文坛上朋友多,影响大,一切大政方针、组稿来源还是由他掌握,我只不过发稿而已。

  在这中间,我随报社老板严宝礼去了一次香港。他的任务是去商定一笔卷筒纸的合同。在旧社会办报就管理方面说,主要也就是看掌握、调动纸张的本领,其他都是“余事”。《大公报》从国民党政府得到一笔官价外汇,就设备、纸张……一切都解决了,事业红火达到了巅峰。可见为了免于“无米之炊”的困扰,报纸经营者看重纸张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港勾留一月光景,我们由海道回国,我由烟台、天津而抵北京,从一九五○年元旦起,我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这中间,由宦乡牵头(他是老文汇报的副总编辑),讨论文汇报改组为中国青年团的机关报问题。宦乡和我谈了两三次,因严宝礼不敢也无权拍板,又回上海请来了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柯灵,重加讨论,由宦乡代表政府方面,与徐、高两位定议,由我写好报社致新闻总署的公函(一月廿四日)。后不知何故,此议终于作罢。个中曲折,我一点都不知道。终于在二月一日,我们四人就离京南归了。此际,还是从吴晗那里得知,还酝酿过《观察》、《新建设》、《周报》、《民主》合并出版事宜,事后也无下文。

  在留京一月中,我的工作是为报纸组稿,并采访各方面人士。可举一月十一日报社在玉华台请客一事为例,那次午宴出席者有叶圣陶、马叙伦、吴晗、罗隆基、邵力子、钱端升、费青、老舍、罗常培、冯至、闻家驷、许德珩、向达、宦乡、樊弘、曾昭抡等。可见一斑。

  约稿的成绩并不十分佳妙。只有老舍最积极,他住在北京饭店,我去访问,就拿到了稿子,大约就是《迎新年》。我与静远(潘齐亮)到清华园访费孝通约稿。当时吴晗参加了接收清华的主要工作,因为他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难于兼顾,所以清华的大事都由费孝通料理。这位大管家也实在忙得可以,骑了脚踏车在全园跑来跑去。好不容易抓住他,我提出的文章题目是《清华一年》,由他来写最合适了。孝通抱怨没有钢笔,我说这个容易,到东安市场买了一枝“派克五十一”给他。但文章一直没有交稿。钱钟书算是最熟的朋友,向他约稿,却只收到一封“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的来信,不写了。其他约稿对象,或为官场新人,忙于政务;或为旧时名人,有颇重的思想包袱,如冯友兰、钱端升,不便开口。所以约稿成绩不佳。但“磁力”还是有不少好稿,如许钦文谈鲁迅,李健吾的书评,罗常培论昆曲的前途,李可染写齐白石……

  在北京时,我曾访俞平伯于老君堂寓,怂恿他重写《红楼梦辨》,他答应了。在“文汇报”发表了论“红”文字和《红楼梦研究》的前几章,后来印成一册,不料为李希凡、蓝兰翎所见,加以评驳,终于酿成批“俞”大案。至今想起,还觉歉然。

  我又从《燕京学报》上看到周汝昌的论文,深加赞赏,在“磁力”上转载了,就是他的脂砚斋为史湘云说,事后赞同与异议纷起,迄今无定论。这也是一次不小的“红”海波澜。

  我自己在“磁力”上也闯了一场大祸。那就是一九五○年四月四日发表的《杂文复兴》。

  此文发表前给唐弢看过,大约因为他也是写杂文的,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当。发表后两天,唐弢接到夏衍的电话,说此文有问题,要我赶紧再写一文更正。我遵嘱又写了一篇检讨的文章,却已来不及,已经乱棒齐下,群起而攻了。四月十日唐弢告知,明天“磁力”上就有两篇批判文字。此后上海各报都有许多声讨文章。我因无兴趣,全未细看,也未调查全国反响如何。五月十六日“磁力”上有杜高的一篇《杂文应该属于谁?》,十八日有唐达成一篇《哑吧》,当时未及细看,不知持何论点。总之,这是在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胡适之前的一场规模较小、声势较弱但性质相同的批判运动。夏公当时是上海负责思想意识领导责任的,又是老报人,自己也写杂文,是他首先发现文章不妥,建议加以补救,事后是不是他加以控制,使批判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但他的好意我是能领会的。

  当时雪峰也在上海,好像没有做什么文化官,但他和鲁迅的关系、在文坛上的声望是人尽皆知的。好像觉得批得还不深不透,不过瘾,亲自出马,写了总结性的长文,并在电台上向全国广播,宣布了鲁迅风杂文在新中国的死刑。我也不曾拜读或聆听,可惜了。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汇报》连载完毕,打算出版单行本,不料受到“中国图书发展公司”的否定,认为此书内容落后、笔墨陈旧,要求重新改写方可出版。出版发行大权掌握在这家公司手里,没有法,我只得去找夏公。他听罢我的申诉,打了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

  在报社呆久了,觉得无趣。正巧有机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就想辞职他就。但报社死活不肯放行,火车票都买好了,徐铸成还是不松口。没有法,又是夏公打来一个电话,我才得启程赴京。

  在总政文工团越剧团工作了些时,随团劳军到过南京、上海、松江、杭州、宁波、舟山,听过多少场“梁祝”、“西厢”,回到上海。剧团即将赴朝,又是夏公把我留了下来,调入他自兼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在这里我编了两个剧本。一九五六年《文汇报》复刊,夏公已调京工作,又赞同我“归队”,重返报社。接着就迎来了一九五七年不平凡的春天。

  我和夏公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若干时,但时时得到他的垂注、爱护。一九五六年我奉报社之命去川滇旅行采访,是他为我张罗了许多介绍信,给了我不少方便。我为诗人唐云旌编了他“文革”后发表的诗集《唱江南》,夏公曾表示愿意为之写序。我觉得夏公是党的高级干部中文化修养甚高,能了解、理会文艺工作者的心的一人,是懂得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领导人。他自己是作家,能写戏、写杂文、写报告文学;又对古艺术品有真诚的爱好,收藏“扬州八怪”的画,纳兰容若的遗简……他实在是一位难得的文化人的知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曾去南竹竿胡同他的寓所探问,没有多少话好说,致敬后就告辞了。最后一面是在松鹤楼的晚宴上,就是李一氓老人写“何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首诗的晚上,李老在诗后注曰:“甲子冬日,沪宁旧友聚饮松鹤楼”,甲子是一九八四年。在席上我向夏公敬酒,曾得到他的勉励。转瞬二十二年矣。

  “磁力”始刊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休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得二年零四个月。查旧报,作者有茅盾、许钦文、李健吾、俞平伯、罗常培、孙楷第、周汝昌、茹志鹃(《何栋梁和金凤》连载,凡九次)、丁玲、言慧珠、周立波、老舍、孙犁等,阵容不弱。有专刊,有漫画,都是一时名手。我自己还写了一组《旧戏新谈》的连载,共十七篇。是继解放前在《文汇报》上写的连载的续篇。

  

  二○○六年七月八日,《文汇报》200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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