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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看不见的中东

——一个从“反帝”视角出发的全球史叙事尝试

更新时间:2017-10-11 13:49:11
作者: 殷之光  
通过定期举行的和会,以此来进行欧洲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变迁时刻,达到两种欧洲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之外,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欧洲大陆国家逐渐开始兴起的革命企图。

   维也纳体系假设,永久和平可以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国家间互相牵制的平衡,并由此达到永久和平。这种五霸共治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实上,它更多体现的是欧洲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获得了大片曾经独立或者属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土地。虽然这次会议的前提是拿破仑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控制并拆解法兰西第一帝国。

   但是,它同时也调整了欧洲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达将近300个日耳曼小国在此次会议之后,被统一为主要受奥地利制约的由39个国家组成的松散德意志联邦。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欧范围内,以各国派遣代表,集中协商的形式处理外交关系问题。并且也确立了一套以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试图达成权力秩序的稳定态势。

   因此,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在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与其将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视为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的调停者,不如将其看做是旧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挑战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在国际层面上,由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构想出的维也纳体系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

   一定程度上,维也纳会议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结构是一种欧洲精英阶层或贵族国内议会政治的国际延展。这种模式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群体/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能够帮助建立政治共识。并且,这种由精英阶层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识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这种精密设计下的政治平衡并未考虑精英阶层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的秩序,它不但无法管理欧洲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活动,甚至无法真正处理欧洲内部的差异性。

   从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欧洲内部虽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但是,它却对列强相互之间在欧洲之外进行的争斗无能为力。因此,如果将目光转向欧洲之外的世界,便能发现,维也纳体系作为一种欧洲地方性知识似乎在19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相反,维也纳体系的命运,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独立以及欧洲列强对这类独立运动回应的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07~1808年间拿破仑先后取得了对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逐渐开始获得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上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在欧洲之外却试图利用这场战争削弱伊比利亚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作为一个传统殖民帝国,西班牙垄断了欧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间包括贩奴在内的一切贸易。葡萄牙则相对采取了与英国合作的模式,并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准英国与其殖民地巴西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拿破仑战争的出现,对英国来说成为了一个打破西班牙贸易垄断,进一步加强英国海上贸易霸权的绝佳机会。这场19世纪上半叶欧洲帝国之间对贸易霸权的争夺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维也纳和会之后。

   与其将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中形成的权力平衡视为一种欧洲的“交响”,不如视为是一种殖民帝国在欧洲之外进行的“变奏”,以及在这种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兴起而引起的世界各个角落多种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众声喧哗。的确,使得维也纳体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欧洲之外。

   1824年,当时的英国外相乔治·坎宁如释重负地表示,“西班牙美洲自由了”,并且,如果“我们不犯错的话,她便是英国的”。而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开始意识到,通过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拉丁美洲与欧洲大陆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这种对“自由”与“独立”观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从道义上符合英国对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的界定,还能就此赢得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对英国的好感。此外,拿破仑战争还让英国意识到,发生在欧洲大陆几个君主国的革命,甚至还能从内部有效削弱这些旧殖民宗主国的霸权地位。

   事实上,从19世纪初开始,无论是卡苏里子爵针对欧洲大陆君主国之间战争所采用的不干涉政策,还是之后巴麦尊勋爵对欧洲之外地区采取的强硬的干涉主义政策,其基础都来源于这种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欧洲列强之间对世界贸易霸权地位的争夺。

   从这个意义上,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欧洲新旧两种霸权之间就欧洲内部问题而达成的暂时性妥协。它终止了拿破仑帝国统一欧洲大陆的进程,但并未真正处理欧洲大陆那种碎片化的封建局面。这个脆弱的体系内部还包含了英国,这样一个代表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帝国,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旧帝国的世界影响上。

   英国在维也纳体系之外,有选择地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获得英国积极承认并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属于欧洲旧帝国的殖民地,或者来自于全球贸易路线上一些关键的,属于奥斯曼与中国这两个非西方帝国的传统治权范围之内的民族地区。

   英帝国对于前者,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独立的支持毫不犹豫。维也纳体系因此也成为了这种新旧两种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缠斗的平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则从实质上终结了维也纳体系,并也凸显出了那种欧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从维罗纳会议之前,英国的议会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西班牙美洲帝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存在多年。英国制造与商业资产阶级绝不容许这种联系受到任何阻碍。

   1822年7月,在维罗纳会议举办之前3个月,卡苏里子爵便向威灵顿公爵表示,英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只关乎英西关系,与法国、俄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无关。虽然,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在对抗西班牙基础上形成的对拉丁美洲独立的支持被表述为一种自由主义英国对世界“普遍民族独立”的推动,然而事实上,卡苏里子爵对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毫无兴趣。他仅仅有选择地在拉美(针对西班牙帝国)、意大利和希腊(针对奥斯曼)积极推动不干涉主义政策,而在维也纳体系内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问题上则反对法国协助镇压,并参与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击队。

   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构建的那种五霸共治的平衡体系。终于,卡苏里子爵的继任者坎宁在维罗纳会议上由于西班牙问题而彻底与法国决裂。他表示“现在的时局,重新回到了一个有益的状态。国家自谋前程,上帝关爱世人!”在梅特涅看来,英国这个被“革命精神”影响“坏到骨子里的”国家,现在终于“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同样,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新兴的美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以有选择性地推动民族自决权为基础,开始了对旧霸权(英国及整个欧洲旧大陆)的挑战。

   当我们将目光从欧洲转向整个世界之后,可以发现,维也纳体系所带来的和平非常有限。对1840年的英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则是继拿破仑之后,与英国利益更为密切相关的国际力量。1840年7月15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伦敦协议》。

   在当时的巴麦尊勋爵看来,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将会为欧洲的安定提供基础,他希望通过对奥斯曼的扶持来防止俄国控制博斯布鲁斯海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武装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乱,炮击贝鲁特,以期维护《伦敦协议》中规定阿里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的诉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伦敦条约》中,要求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人的自治。一个稳定但却不那么强大的奥斯曼在欧洲自由贸易帝国秩序中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

  

老奥斯曼的觉醒与新霸权的形成


   现代土耳其诞生于这种欧洲内部俄国、法国、英国三股力量对贸易权争夺的现场。在经历了希腊独立革命之后,奥斯曼开始了自发的改良运动。1839年,奥斯曼开始坦志麦特改革。试图强调奥斯曼主义,遏制境内逐渐开始兴盛的民族主义风潮。这一试图消除民族差异,融合非穆斯林、非土耳其人身份认同的改革运动,到1876年被宪政改革取代。从坦志麦特改革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了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改良活动。

   这类着眼于欧洲现代殖民帝国的改良运动,一是通过工业革命调整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通过变法调整帝国内部原有的土地关系与制度结构;三是通过建立议会试图以代议制模式来调整境内族群间关系。这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立宪运动,从根本上将原本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乌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政治体系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在议会政治模式下被进一步强化的民族差异及其利益纠纷。

   1856年,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会议上,正式被接纳为“国家大家庭”这一欧洲主权国家“俱乐部”中。随后颁布的改革方案,赋予非穆斯林国民以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一改革运动塑造了一批新的非穆斯林精英。立宪运动后奥斯曼土耳其严重分裂,城市中生活的基督徒、围绕在土耳其人周围的穆斯林乃至犹太人获利颇丰,而阿拉伯的穆斯林则失去了很多。这是因为前者的三类人群居住于城市,掌握着大量核心资源;而后者的阿拉迫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处在城市边缘,最终由于立宪运动进一步陷入困境。

   在这场老帝国尝试按照欧洲新帝国原则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帝国秩序本身遭到了来自帝国内部民族“觉醒”的冲击。这种“觉醒”从逻辑与政治诉求上,几乎与老帝国的自我改良运动如出一辙。而也正是在这一“觉醒”的历史中,我们才又发现,作为欧洲殖民秩序的“受害者”、“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在其旧的帝国秩序内部,实际上也扮演着一个霸权者的角色。奥斯曼试图通过改良与战争而达成的复兴历程,对诸多在其治下的少数民族来说,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压迫历史。因此,其“觉醒”也同对这种在旧帝国历史内部形成的霸权的反抗密切相连。

   一战爆发之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抑或是犹太人都并未表示出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耶路撒冷穆塔萨勒夫领内出版的《巴勒斯坦》报甚至还揶揄道:“让欧洲人自己洗他们的脏衣服去吧。我们要在巴尔干地区处理我们的脏衣服。”这一表述中多少还存留着那种对奥斯曼老帝国的基本认同。

   然而,随着1914年12月,奥斯曼帝国很快放弃了其中立立场,加入到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国一方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与基督徒们便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秩序的霸权压力。宣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军队很快将巴勒斯坦地区的许多重要城市变成了军营。人们发现,这场战争很快令自己的生活质量急转直下,面粉、煤油、糖等生活必需品开始迅速涨价。遍布各地的军营又令食物极具减少。而与此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三帕夏”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开始积极在巴勒斯坦地区征兵。而在此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几乎鲜有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的经历。

   为了保证帝国的统治,补充现代战争所消耗的大量人力财力,奥斯曼在这一战略核心地区也采用了高压政策。而在这之后出现的无论是阿拉伯还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都开始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需要处理与老帝国奥斯曼带来的沙文主义霸权,另一方面,来自殖民者,特别是殖民统治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霸权,也为其社会组织及政治模式提出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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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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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7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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