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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西方“中国观”在新世纪的三次转换

更新时间:2017-10-11 08:37:21
作者: 吴旭 (进入专栏)  
包容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并有着深厚的、广泛的政治基础。简单来说,现在的西方体系,是很难推翻,但却是很好加入的。”“美国的单极世界必将终结。如果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么中国会占有优势;如果这一决定性冲突是在中国和一个更新换代的西方体系之间的话,那么西方会获胜。”

   类似情绪的代表性著述还有,《中国幻觉》(2007,James Mann), “美国的对华恐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7年),“黄色间谍们”(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愤怒的中国”(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 

   在世界的竞技场上,新中国在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从那个被忽视、被轻视、被蔑视的“轻量级”场下选手,成为了可以上场一拼高下的“重量级选手”。

   万众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系列自然的、人为的阻挠干扰下隆重登场,一个新兴大国的“成人礼”在西方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震撼与纠结。出于历史诡异的巧合,当眩目的奥运会闭幕式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缓缓散去几个小时后,美国百年金融老店“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拉开了全球次贷危机的序幕。

   简而言之,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一时期的中国既是最可恨的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敌人。

  

   飞龙在天:实敌虚友期(2009-2014)

   2009年七月,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学者马丁·杰克斯的大部头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一个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甫一推出,该书立刻登上了大西洋两岸“非小说类图书”的畅销书排行榜。

   别说十年前,就是在五年前,单单这本书的书名都会招致西方学界和新闻界的讥讽和嘲弄。但是在北京奥运会胜利落幕、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弥漫全球之际的2009年,没有任何严谨的西方学者再会去指摘马丁的表述是哗众取宠的促销手段了。

   中国的崛起不再是预言,而中国自己也不仅仅满足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像一条冲天而飞的巨龙,离开了渊薮,离开了田野,俯仰腾挪,首尾毕现。2012年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从而彻底撕去了最后一块遮挡在中美两个雄心勃勃对手之间的幕帘。仿佛在瞬刻之间,美国听到了中国龙越来越清晰的追赶脚步声,而中国也感受到了聚焦在自己后背的瞄准靶心。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一上任就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是为了扳转美国这艘巨轮的前进方向,也是为了应对在亚太地区早已失衡的实力天平。失衡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让西方普遍感到手足无措的是心理上的失衡和失落。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鼓噪,此时似乎反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恐慌和担忧。西方在此消彼长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向中国说教的底气,而中国也不再低眉顺眼地聆听,而是推开众人走上前台, 自信满满地参与了世界事务的规划。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另起炉灶,扮演起了非西方世界领袖的角色。2013年中,在美国加州慵懒温暖的阳光下, 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上了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邀请书。这一切,让习惯了颐指气使的西方决策者们,眼前恍如隔世,心中五味杂陈。

   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没有象此时此刻这般的紧密、全面和重要,而横亘在中西方政治体之间的隔膜与忌惮,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利益伙伴,是商业客户,是贷款机器,但绝不是真正的朋友和盟友。表面的客套和恭维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秩序捍卫者在进行着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第二手准备。

   从这一阶段开始,很多西方的战略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只有中国才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挑战西方秩序和权威的现实强权。就中国自身实力和发展态势而言,西方的对手非中国莫属,仅此一家,没有“之一”。

   同样地,三种主要情绪贯穿了这一阶段“西方中国观”的主线,分别是恐慌,警觉和失落。

   先说说恐慌。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抛开西方,另起炉灶,毫不避讳地扛起了“非西方世界统领者”的大旗,开始参与划定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一时间,中国这一非常规的“出格”举动,在西方的媒体界和政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中国在涉及自身议题上强势出头,西方整体上不舒服,不适应,不习惯;而所有这些,更直接引发了西方社会普遍的手足无措和无计可施。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0年11日18日《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标志着西方五百年统治世界的终结。这一次,东方的挑战者是真实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安全层面。”

   同样反映这种恐慌情绪的著述, 还有《中国走向全球》(2013, 沈大伟),《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2014,Jonathan Fenby); “无可阻挡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说中国主导世界是必然的”(《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 Arvind Subramanian),以及新闻媒体上有代表性的封面报道,“中国买断世界:即将到来的中国购并潮”(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个领导人”(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下一个超级强权中国眼中的世界”(2011年,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等。 

   恐慌过后,随之而来弥漫在西方知识界和决策界的,是对于中国毫不掩饰的警觉。这种警觉,已经不再是带有调侃和构陷意味的“中国威胁论”式的老调重弹了。从心理上,从领导人个性上,从中国国家周边的战略安全格局上,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和研究者们,开始扎扎实实地寻根摸底,做起了两手准备。

   促成这种警觉的,除去中国独特的政经架构和文化传统以外,还有这一时期中国不再掩饰、并随时展露出来的“大国峥嵘”。

   这一时期,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全方位威胁和挑战的著述很多,几乎多到了目不暇给的程度。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争霸:中美在亚洲的主导权之争》(2011年,Aaron Friedberg),《亚洲的南海大煮锅》(2014,Robert Kaplan);“中国崛起是否将引向战争”(《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Charles Glaser),“顶住北京: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种选择” (《外交事务》双月刊,2012,Aaron Friedberg),“中国的真实和现实威胁:现在是华盛顿该担心的时候了”(《外交事务》双月刊,2013, Avery Goldstein);新闻类周刊的代表性封面报道有,“崛起中国的危险”(2010,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中国的军事崛起”(2012,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直面中国”(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报道)等。 

   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反思潮,在这一阶段也同样达到了高点。抱着开放心态的西方有识之士,从中国的经验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探索路径。这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三卷本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

   在这部扛鼎之作中,福山部分延续了、但也部分推翻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中关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论断。其中重要的亮点,就是关于中国成功政治模式中所展现出来的高效能政府以及政治合法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与之相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保证了法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大要素,但是却因为无法保持高效能的政府运作,而可能逐渐走向衰竭。

   这一反思,无疑是及时的、深刻的,但是,这一结论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也同样是令人悲观的和倍感失落的。

   而在这一波反思潮中,也不乏基于历史回顾的真知灼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个是老牌“中国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关于中国》(2012年),一个是哈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2011年)。同样是大部头,同样是历史性回顾,同样传递着穿越历史隧道的睿智和卓识。

   同一时期类似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中国问题大辩论:北京是否要统治世界?”(《外交事务》双月刊,Derek Scissors, Arvind Subramanian, 2012),以及世界主流媒体中的重头封面报道——“中国眼中的世界”(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2013),“让我们象1793年大清帝国那样欢庆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文章,2013年)等。 

   新世纪十五年,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观感,逐渐褪去了文化的油彩和种族的固有印记,而露出了政经实力比拼和地缘军事对峙的内核。在大多数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嘲笑、被轻视、被妖魔化的东方熊猫国了。龙的图腾,越来越多地取代熊猫,而成为西方的语境中中国的象征符号;而这个出现在西方人印象和公共出版物中的中国龙,也已经脱去了西方龙的特质,迅速向中国传统的龙符号重合。

   回首总结十五年中西方关系的折冲,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西方之间的融合和合作越来越深,而中西方之间的隔膜和疑虑也越来越重。西方世界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要“伏虎降龙”,这个谜底恐怕再过十五年也未必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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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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