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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婧:再论民主集中制的历史与现实合法性

——从“古田会议”到“中国模式”构建

更新时间:2017-10-02 23:18:39
作者: 龚文婧  
红四军召开七大,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七大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方向、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会议开得很乱,很难达成各方满意的结果。1929年9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主要赞成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对“极端民主化”和“家长制”等方面的争论与解决对策,正是民主集中制成为我党根本组织原则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古田会议对民主集中制形成的贡献

  

   1.回答了为什么权力要集中在党委的问题

  

   毛泽东巧妙的通过党与军队的关系,回答了为什么权力要集中在党委的问题。《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毛泽东把这些现象总结为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进则居功自大,轻视军纪,脱离党的领导也就是脱离了人民的嘱托,退则妄自菲薄、不负责任。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不能分权的,原因是只代表一个无产阶级,不应该设立单独的军委,应该由党指挥军队,才能保障军队不脱离人民。

  

   《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纠正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批判了单纯的军事观点,也就是军队大于党、军队脱离政治的观点。军事大于政治,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这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闭环,即群众的意志决定了党的决策与行动,属于政治层面,具有目标性和根本性意义,军队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具有独立存在的基础,所以军委与党委不能分权。军队只能通过执行党的决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只有党指挥军队,才能保障军队不脱离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一点充分解释了为什么权力要集中在党委。

  

   2.解释了集权制并不是家长制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指出:“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 但是在实际中,“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因此,党的领导是在党的集体讨论下进行决策的,是基于群众集体意志之上的集中,不是家长制。

  

   《古田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

  

   3. 明确了党内民主原则不是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指出,极端民主化没有切合革命战争时期行军打仗需要集中而敏捷的实际情况,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从技术上再次论证了党内民主原则应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权力要集中于党委。

  

   4.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寻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3)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阐述了党的领导机关要能够提出正确的决策,为了达成此目标必须要“明白”群众的情况。“明白”既说明了要了解群众情况还要做出有利于群众的正确决策,是一整套符合群众路线的决策过程的概括,还指出了一旦决策就要高效执行的重要性,体现了用民主集中制解决问题的精髓。

  

   《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失败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同时,并没有无视少数的观点与价值,在解决民主集中制中“非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时所提出的方法非常具体可行,“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 。此观点类似于社群主义所阐释的形成共识的过程,共识不是多数表决,而是在社群行为人之间共同的价值依归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价值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与理解后达成潜在的共识,共识产生的基础是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强调不同声音,但最终形成共识,不是机械的少数对多数的服从。

  

   5.提出了党委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领导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提出:“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 初步说明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政权机关是各负其责,不可相互取代。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事〔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洽系统,要弄清楚。”在具体的工作路线上,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军事指挥上,要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把党的系统、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分开,形成了实现党领导的具体领导方式的设计(如图1所示)。具体的运行模式是在党委领导下,通过支部进行政治领导,“一切工作归支部”,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大队士兵会下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通过党团指导军事工作,党委不直接进行军事指挥,通过党团进行政治领导,由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与群众工作;行政机关受政治委员监督具体管理行政事务。需要注意的是,《古田会议决议》出现了对党委的具体领导方式的制度设计,并不是简单的家长制下的事无巨细样样包办,制度上有分工,但不是分权。

  

图1

  

   综上,在古田会议系列文件中体现出我党根据当时的具体革命战争形势,总结出的一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根本上回答了权力为什么要集中于党委,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其权力集中的根本来源。这种集权既不是家长制也不是极端民主化,而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少数服从多数也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此时,共识的形成就至关重要,这一共识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共识形成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的价值依归基础上,这也是我党一直以来都强调树立共同目标的重要性的渊源;另一方面,共识形成是建立在“明白”群众情况的基础上,在充分的调研与分析下形成,其根源是党的群众路线,从侧面也反应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同时,还提出了党委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领导的制度设计,重点在于并不是党包办一切,而是在分工中进行政治领导,体现党委的权力。因此,《古田会议》系列文件回答了我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产生根基与运行框架,民主集中制是在当时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形成的,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制度创新,源于共产国际,更融入中国实际,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有效组织原则与工作方法。说明民主集中制是根源于本土,符合我国政治发展路径的制度产物,与现实的融合性很高。

  

   三、民主集中制对“中国模式”构建的基础性地位

  

   我党从革命战争时期向执政发展时期转型的过程中,与战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行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构建“中国模式”制度内核的道路。杨光斌指出,“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根本就在于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模式”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治理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的辨识度,不仅限于某一时期“发展性政策的变化” [10],更是一国区别于他国的根本属性,即最高权力的执掌方式——政体的模式,在中国就是长期形成并普遍适用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有必要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再认识,重申其现实合法性,使之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理论体系,成为构建“中国模式”突出标识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道路的身份识别码。

  

   (一)民主集中制是基于积极自由观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选择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③]中区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成为20世纪政治哲学的经典论题。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政府存在的目的即扩大个人不受限制的范围。积极自由是“做……的自由”(free to),即某一主体能够有权去做他想做的事,达成想达成的目标,此时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人达成这一目标。柏林对积极自由的怀疑主要是,在这种观念下,个人只要能达成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的话,积极自由就脱离了个人主义的界限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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