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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平:论自然权利的证成及来自历史主义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7-09-30 23:38:51
作者: 刘致平  

  

   摘要:自然权利学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学说主张人们基于理性拥有生命、自由、财产和反抗暴政的权利,构成了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通常认为,由于历史主义等现代观念的兴起,自然权利学说渐被视为缺乏科学性的“形而上学”。然而,历史主义并未成功地否定自然权利学说。历史学派——历史主义的第一阶段,认为权利是历史地形成的,这与认为权利的最终根基在于理性的自然权利观念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激进历史主义——历史主义的第二阶段,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历史的,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然权利。对此,自然权利可以从理性目的论得到支持。

  

   关键词:自然权利;自然法;历史主义;历史学派;虚无主义

  

   自然权利的观念在17、18世纪的西方一度深入人心,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并构成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但自19世纪以来,自然权利学说在西方却渐被视为缺乏科学性的“形而上学”。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对自然权利观念构成重大挑战的一种现代观念是历史主义。①他认为在历史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这两大观念的进攻之下,当代的自由派抛弃了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的观念,他们认为人们无从获得有关什么是内在的善(good)或对(right)的真正知识,所以必须容忍各种关于善或对的意见,对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观念的拒绝必然导向相对主义,其最终结果则是虚无主义。②20世纪的极权政治对人的权利的践踏促使人们重新关注自然权利学说,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一书实为二战后自然权利研究和自然权利学说复兴的先声。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观念的当代复兴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达到高峰,诞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包括富勒(Lon L. Fuller)的《法律的道德性》(1964)、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1977)、塔克(Richard Tuck)的《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1979)、菲尼斯(John Finnis)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80)等。此后,陆续还有施特劳斯后学迈克尔·扎科特(Michael Zuckert)的《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1994)、《自然权利共和国》(1996),以及提尔尼(Brian Tierney)的《自然权利的观念》(1997)、奥克利(Francis Oakely)的《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2005)等论著,对自然权利学说作了专门研究。关于自然权利的争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自然权利如何证成,即当代英国实证主义法学的旗手哈特(H.L.A.Hart)提出的著名的“哈特之问”——“有自然权利吗?(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本文尝试着从历史主义对自然权利的挑战着手,对自然权利如何证成问题作一探讨。

  

   一、自然权利的基本观念及其经典论证

  

   自然权利观念的兴起离不开霍布斯和洛克,两人的政治学说均以认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前提——自然法又是自然权利的前提③,而在具体持论上有所区别。霍布斯认为,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这种戒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④。他提出了若干条自然法的具体内容,其中第一条是最为根本的: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自然法同时规定了人的义务与权利,由第一自然法的前半部分可以推论出人的自然义务——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后半部分则可以推论出人的自然权利——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

  

   如施特劳斯所言,在所有倡导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的政治哲学家中,最为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是约翰·洛克。在研究自然权利问题时,洛克与霍布斯一样,采取的是一般的、抽象的方法或者说哲学的方法,他在《政府论》里几乎从来不提英国或别的某个国家,除了个别他认为需要举例说明的情形。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其根基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都是全能和无限智慧的创世主的创造物”,一个人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另一方面,人们“赋有同样的能力”,这种“基于自然的平等是明显又不容置疑”。洛克承认自然法的存在,并引用了在他之前的著名英国神学家理查德·胡克尔对自然法的解释,认为自然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相等的事物必须使用同一的尺度”。因此,洛克认为,根据自然法也就是理性,“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⑤在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当中,生命是首要的自然权利,“因为基于根本的自然法,人应该尽量保卫自己”⑥。所谓生命权,准确地说,其实是保卫生命权。自由也是自然权利,“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它的准绳”,“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卫是如此必要和有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丧失”。⑦与自由权一样,对财产的自然权利也是从自我保存的根本权利引申而来的。为了自我保存,人必然具有对于他的自我保存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权利。但是,每个人占有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的自然权利必须受到限制,否则他们就将陷入霍布斯所说的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占有事物的唯一正当的方法,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占有那些原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⑧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所认为的那种战争状态,所以,人在洛克式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权利也不同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的图景,在后一图景中,是不存在财产权的。

  

   根据洛克的学说,人在自然状态中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不同于他在政治社会中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其区别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只受到自然法的约束,政治社会中的人除受到自然法的约束外,还受到人为法的约束。就财产权而言,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便拥有这项权利,进入政治社会之后,财产权依然是人们拥有的一项权利,但这项权利已经发生了变异。人们依然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占有财产,但为了他自己也从中受益的公共利益、为了给予那些被选出来行使公共权威的人必要的酬劳,政治社会的成员同意将其财产的一部分转交给社会使用,这就是税收。税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国家机器提供收入,更重要的它是对国家与个人经济关系的界定,是对公共权力与个人财产权关系的界定。为了保护人们的财产不受他人或政府随意侵夺,税收应当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其规则并向社会明示。确立了各种形式的财产权的法律是历史地形成的,例如,英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纳税的种类,以及他们将其所得和所有交给政府的数量和比例并不相同;在历史的财产权背后为之提供正当性的却是那作为自然权利的财产权。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是以假设存在足够丰裕的财产对象为前提的,个人通过劳动占有土地(大自然)的产出和土地本身,并不会对别人通过劳动占有财产产生限制,在自然状态中如此,在政治社会中也是如此。在自然状态中,个人占有财产还有一个自然的限度,即不能超过他所能享用而不致败坏的数量。在政治社会中,金银等货币的引入使得对占有财产的限制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们可以以货币的形式占有他们想要的任意数量的财产,因为货币是不会败坏的,也就不存在暴殄天物。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财产,他对财产的享有很不安全、很不稳妥,在政治社会中,政府作为一个得到所有政治社会成员认可的公共权威,承担起保卫公民的财产权的职责。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人们让渡的只是自然的自由——包括他们在自然法的许可范围内为了保全自己和他人可以做任何他认为合适的事情的权力,以及有关自己案件的裁判权。政治社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公民能够享有的权利,它加诸政治社会成员的种种约束,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他们放弃自然自由是为了得到更有价值的公民自由。

  

   根据洛克,从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引申出来的第四项自然权利是反抗暴政的权利。人们同意建立政府原本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政府违反了这一目的,竟然意图侵害人们的财产、自由以至生命,政府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就可以而且应该反抗政府。对于这项权利,霍布斯是不予承认的,尽管这项权利从他的自然权利学说完全可以推论出来——正如洛克所做的。在霍布斯看来,如果承认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动乱,国家永无宁日。针对霍布斯的这种担心,洛克极力论证人民不会轻易使用这一权利,除非政治的暴虐程度已实在令他们无法忍受。

  

   关于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还需指出的是,自然权利与“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不能直接划等号,一切基于理性的权利都是自然权利,“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仅是某一特殊状况下的自然权利。在政治社会中,自然权利的原则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权利的具体形式,即使是那些由于政治社会的建立才存在的公民权利,自然权利也始终是它们之正当性的基础。

  

   康德在自然权利学说谱系中的地位常常让人感到为难。康德有时被认为是一个自然权利论者,但实际上他既为自然权利的证成提供了资源,又制造了难题。与康德哲学中先验与经验的二元划分原则一致,康德将权利区分为自然权利和实在权利,自然的权利以先验的纯粹理性的原理为根据;实在的或法律的权利是由立法者的意志规定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康德又将权利区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天赋的权利是每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的权利,它不依赖于经验中的一切法律条例;获得的权利则是以经验中的法律条例为根据的权利。从康德的这一界定可以看出,自然权利与天赋的权利所指相同,实在权利与获得的权利所指相同。自然权利也就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依据自然法拥有的权利,特别地可以称之为私人的权利,自然状态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人们只受自然法的约束,自然法不具有外在立法的成文形式,也没有统治者的权威来维护它,但它仅仅由于先验理性便能够发挥作用并具有强制性。在康德看来,最根本的自然权利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⑨。 但是,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指的不是经验的洛克式外在自由,而是先验的意志自由,自由=自律=自主。康德将人之拥有意志自由作为一条道德公设,即人类理性所不能进一步加以解释或者证明的东西。从人拥有先验的意志自由可以引申出他拥有的私人权利,这些权利划分为物权、对人权和物权性的对人权。在自然状态中,私人权利是内在的,虽然也可能有外在的事实,但只是暂时的,要使这些权利成为实际存在的、绝对的或者有保证的,只有在文明状态,也就是有公共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的状态中才有可能。

  

在康德看来,文明状态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文明状态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状态,因为自然状态也可能是社会状态,例如存在婚姻、父母的权威、家庭等。文明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关键区别在于,文明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人们受到外在法律的约束。在自然状态中,只有私法和私人权利;在文明状态中,则存在公法和公共权利。每个人只有在法律状态下才能获及他所应得的权利。在自然状态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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