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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

更新时间:2017-09-28 10:41:58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如果你接受了某一观念,那么与之相反的经验事实将成为改造的目标。换言之,当价值与经验发生差距时,人们通常认为需要改变的是经验事实。

   与之形成对照,经验概念在旅行过程中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立场,而需要接受本土经验/事实的检验。如果与本土现实不相吻合的话,概念旅行的终点就来到了。换句话说,在外域概念与本土经验发生冲突时,经验事实成为判定是否的标准(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经验概念和价值概念二者的命运和逻辑是不同的。

   概念层面所呈现的差异在理论层面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是价值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第二种是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关系。在前者,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改造世界;在后者,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修改理论。

   这种类型划分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标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通常是价值和经验的复合体:它们既包含了价值要素,又包含了经验事实,而且两者处于一种合金状态,而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样一来问题的处置就非常麻烦了,因为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遭遇相应的困难。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反而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分化,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知识论原因。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张力

  

   我们分别从现象、价值和文化三个维度考察了社会科学的特点。它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头上。相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处置更为复杂的变量及变量关系,它被内在的三重张力所牵制,如果不是撕裂的话:(1)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2)科学性与价值性;(3)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社会科学虽然也有数据、模型和公式,有它硬的方面,但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门“软科学”,而不是“硬科学”。

   这一判断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必须用一种复杂眼光来看待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能完全从科学性的角度去理解。从经验来看,社会科学家做出的各种解释在很多情况下是事后诸葛亮,放马后炮居多,而非严谨的科学预测。这些解释常常是有理的,但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科学。既然如此,社会科学重要性的依据何在?我的看法是,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供了人们行动/行为选择的理据,在通常情况下,价值因素是这些理据的重要构成。因此可以理解,社会科学中的从业者有时以科学的名义,有时以普遍价值的名义来争夺和确立话语权。

   置身于中国的知识语境,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一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无法回避的两个基本问题是:(1)是否存在普遍价值?(2)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普遍的吗?它们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前者涉及价值维度,后者涉及制度维度(经验领域)。当下的所有争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在这一争论中,我们大致可梳理出三种观点:第一,西方的就是世界的。一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人皆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反映了一种普遍-进化主义的观点,也是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共同命题。第二,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这反映了一种与前一观点相抗衡的特殊主义立场,强调中国的“唯一性”(uniqueness)。第三,西方的既是特殊的,亦是普遍的。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乃基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经验和知识也承载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要素,因此在特殊性中体现着普遍性。

   与上述观点相适应,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瞻,也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观点。第一是崩溃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表成为一些人乐此不疲的游戏。随着中国的崛起,崩溃论虽然没有退出市场,但逐渐为“威权弹性”论所替代。威权弹性是想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发展,为什么这个政体还能延续下去。不过,它认为这种弹性是有限度的,不可长期维持。在这个意义上,威权弹性是一种延时的崩溃论。从逻辑上说,崩溃论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崩溃是一种短时状态,是一种变化的方式,它不涉及制度问题。第二是转型论。转型论有着非常明确的制度目标,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由民主制。这里还可以区分两种亚类,一是简单的转轨和接轨,比如直接引进西方某国的制度体系;二是创制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制度安排,成为自由民主制中的一个新的亚种。第三个是建构论,所谓不走邪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方面有不同的表达术语,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

   这些观点本身未必构成严肃的学术研究,但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却离不开对上述观点做出选择,因为它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学术大厦的价值地基。显然,不同的选择会导向不同风格的研究,包括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议题设置、数据收集以及得出的基本结论。在此,无论是科学原则还是科学方法都无法提供有效的选择标准,因为说到底这种选择是一种与价值立场紧密相关的选择,一种以学术方式呈现的价值选择,一种高于学术又驾驭学术的选择。这里不存在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世外桃源”。

   面对上述不同的假设,作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出何种选择?套用亨廷顿著作的书名,这是一个“难以抉择”(NO EASY CHOICE)的问题。之所以说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无可回避的选择涉及到根本性的或原则性的分歧。由于价值因素的存在,不同的选择很容易引发情绪性的反应。

   直接介入上述争论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处置的。笔者的一个建议是转换一下思考方式。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斟酌的是,在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时代,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否定普遍价值究竟是不是一种好的话语策略?基于综合考量,我的回答是不宜作此一选择。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普遍价值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恰当的提问应当是:普遍价值的建构过程已经终结了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我希望如此),那么在普遍价值的沸腾火锅里,我们可能增添哪些中国食材?或提供中国式的组合套菜?更进一步,在原汤里注入何种调味品?

   在第二个问题上,亦可以做出类似的转换:人类对良好政治制度形式的探索过程已经终结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要做的便是在西方政体超市所提供的现成品中挑挑拣拣;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能在既有的政体分类中创制出什么样的新品种?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上,我认为不应机械地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宜通过否定普遍性来强调特殊性。正确的处置方式是在普遍性的脉络中来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探索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普遍价值的建构过程尚未终结;(2)普遍价值的阐释可以各有风格;(3)普遍价值(复数)的组合排序各有特点;(4)普遍价值的制度表达各有样式。换言之,普遍性不是唯一性,一如特殊性不是唯一性,普遍性与多样性是可以结合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的理解是,这里的“中国方案”是对普遍性问题的中国回答;亦即问题是普遍的,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产物。

   当然,思考方式的转变虽能提供更多的选择考量,但不能降低或减缓选择本身的挑战程度。这种“挑战与回应”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刻,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为可能遭遇从未有过的难题,可能面临全新的学术格局。当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大分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开放性,我们所作的知识准备多元胜于单一,我们的相关思考复杂优于简单。在这个意义上,这门学科的当下遭遇可以视为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的一个系统的反思机会。

   我想用稍微乐观一点的文字来结束本文。“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理论和思想的创新最考验一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如何在反思中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多元发展,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的学术责任。

   本文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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