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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宇宙永恒 初心不朽

更新时间:2017-09-20 13:54:28
作者: 范曾  

  

   人类在宇宙面前切勿妄自尊大

   宇宙万有之运行、生发,当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几百亿万年前的宇宙生成,老子作了“有”“无”同出而异名、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天才论述。至魏晋时代,玄家之谈,无论何晏、王弼之尊“无”,或裴頠、郭象之崇“有”,皆有悖于老子关于“有”、“无”之说的天才论断。字面虽同而概念偷换,此所以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不高。关于时间有无开始、宇宙有无边缘的问题,十八世纪末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将自己假设为甲、乙两方的代表,对此进行了详尽辩说。然而他无法用一方来说服另一方,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次非常睿智而有趣的雄辩,见诸其《纯粹理性批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有46亿年的历史,但对于宇宙而言,也只是瞬间。人生于世,生年不满百,面对茫茫宇宙,不禁有望洋兴叹之感。聪明若康德这样的人,也只有望着星空,抚着心灵,违心地说:“本体(指宇宙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康德只是和读者幽默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宇宙瞬息万变。几百亿光年之外有一颗小行星陨灭了,上面没有生命,也没有超时空的手机给地球发来告急的电讯。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实在微乎其微,在宇宙面前,人类切勿妄自尊大。倘使美国国防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尚能以UFO和太空人故弄玄虚,而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场儿戏。人们连太阳系都弄不清,仅知的某一点点常识就会使我们大惊失色。金星上的大气压九十倍于地球,任何钢筋铁骨的大汉,都会被压成一张相片。太阳会熄灭,那或许是100亿年以后的事,我们大可放心地相信康德“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名言。

   迄今为止,人类对“文明”的解释莫衷一是。据说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新航线”和“新大陆”是对南美文明的输出,然而在那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印第安人最后一位老者已经在十余年前去世,种族已然灭绝。所幸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环境苦寒无食,海豹肉不对西方人的胃口,至今得以犹存。然则早于麦哲伦、哥伦布三千年,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族群——周。在周成王时,已朦胧中产生了“中国”的概念。在周代流传至今的《礼记》中,他们提出了“大同世界”的伟大理想。而西方的神话人物——西西弗斯,却背负着巨大的石块,从山下抬到山顶,循环往复。但这种遗传基因没有带给人类实质性的利益,只是他不懈的奋斗精神鼓舞着西方人。由于古希腊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人开始运用逻辑学,矢志不移地和宇宙较劲。初不料理性之果,给人类带来的“文明”是正负两面之双刃剑。

  

   东西方文明对待世界、宇宙的不同取向

   中国的“大同理想”在《礼记·礼运》中作如此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三千年过去,人类竟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教训还不够吗?自以为船坚炮利是“文明”,殊不知“文明”与“野蛮”两词原本同出而异名。由暗而昭,是“文明”,而“野蛮”同步以出。譬如,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只有5万吨烈性炸药,而氢弹之父,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特勒在其《广岛的遗产》中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实验氢弹,其爆炸力为烈性炸药一亿吨,即相当于广岛的2000颗原子弹,我深为美国命运担忧。据美国的科学家比尔·布莱森说:美国有一座黄石公园,那里风景瑰丽,世所罕见。然而它的美丽宛如罂粟之花,因为它平均60万年就要大爆炸一次,最近的记录是在63万年之前,其爆发之势已迫在眉睫。但“目前”二字,对宇宙时间的概念而言,也许还有几千年,美国的好战者们尽可在他们有限的生命中继续做称霸世界的美梦。没有想到,他们所谓“文明”的进步,乃是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从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上了断头台,到利比亚的总统卡扎菲被斩首,近东、中东、北非呈现的是一片地狱变相,恐怖主义由组织走向“独狼”,这些都成为21世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而难民潮的排山倒海之势,使美丽的欧洲渐渐成为了纷乱的集市,人人惶恐失据,不知所措。

   那么,“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文化者,“大而化之”者也,人类未知的是无可穷极的宇宙,但在圣人孔子的心目中,却未尝有“神”之实体。“神”是“未知”的代号,宇宙的无穷尽性是“神”存在的理由。在西方至少在16世纪之前,上帝是一个实体的存在,17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依然认为,“上帝是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必然地方的必然存在物”。同一世纪的笛卡尔,深知宗教裁判所余威犹存,所以口头上予以承认,但其学生斯宾诺莎则称其导师的“上帝”是经过先生改造的。18世纪的卢梭俨有信仰,而故作姿态:“我相信上帝,我崇拜上帝,我跪在他的脚下。”其实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上帝,上帝不过是他乡居时看到的自然。18世纪末的大哲康德则公开批评莱布尼兹,并称欲以实证来求上帝之存在,无疑是理性的深渊。直到19世纪末,横空出世的一位大哲尼采,在其神经病的间歇期,在世界上第一次宣称“上帝已死”,这在西方宗教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声惊雷。

   东方则不然,“文化”使人们知道六合之外,有无极之境,有无何有之乡,看不到的先搁置起来。儒、释、道都不以为有实体的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教导人们关心当下的社会人生:“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七篇大文,从未有论及神者,只有他作为王者之师的说教。而道家的宗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教导人们崇尚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庄子的“以天合天”,超越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人的心与天同属一物,这无疑是北宋洛阳二程“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南宋陆九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前导哲理。至王阳明“心外无天”,则更是陆九渊学说的极而言之:人若无心,天之存在与我何干。理学家固然知道“心”是“理”之大宅,“心”和“理”不可分。朱熹之理在心外,而陆九渊之理在心内。心与理的终极追求是“至善”,从朱熹到王阳明,无不作如此想。

  

   守护“初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根本善”

   人,作为有“心”的动物存在,成为迄今为止宇宙学史上发现的唯一能够弘道的生命。中国的大哲们深知其如此,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几乎成为中国“士”阶层在文化上的遗传基因。探究“至善”的伦理道德之学,博大精深,远非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辈所能见项背。

   《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指天地的大德。“明明德”,是清晰地了解大道之所在。“在新民”,正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们不因没有实体的神而彷徨,“求新”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止于至善”,这“至善”是弥之六合的正能量。既然宇宙是横无际涯的,何“止”之有?止者到达也,而道之所在,善亦从之,“道”横无际涯,止亦无可止。正如《易经》之六十四卦,卦之已尽,而称“未济卦”,正是表明“道”之弥大,而卦无可止也。

   人既有“心”在腔,则必有“初心”之始作。宇宙之生命,与宇宙之生成在时间上不可比拟,宇宙之生成至单细胞的出现,不知其亿万斯年矣。而宇宙大爆炸之初,必是嚣乱错杂,纷匆匆其离合。从低级生命而至于人,则是无数奇变的生命之果,来之不易。人在宇宙中只有一次机会,而这生命如奇迹般渐渐会思考、会发现、会创造。有圣者贤者、有恶者佞者,有明智忠信、有愚顽奸诈,有美如西施、有丑如嫫毋,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良莠不齐。恐怕只有一物是他们与生俱来、不会或缺的,那便是“初心”。“初心”之守持者则向善,“初心”之丧失者即沉沦,这是中国两千余年前的士人们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思考胜果。先贤先哲们的大智大慧,卓著功勋,使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险终未灭绝,而且发展成为煌煌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优秀的民族。

   “初心”之定义,可从以下先贤之著述中探求。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云:“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正储存于赤子之心中。这“初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所包括的范围至广、至大。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其中包含着仁、义、礼、智的本根之性,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他以为这是一种根本的、善的心性,我概括其为“根本善”三字。守护这“根本善”,便是守护“初心”,这是与生俱来、皭然不滓的心灵瑰宝。如果不加呵护,“初心”也会失去,也就是“良知”的泯灭,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可危、可惧的事。“初心”的丧失,也就是良知判断的丧失,良知判断人皆有之,不会有太大差异,而功利判断则因时、因人而异。苟一幼童坠井,所有人都会大声呼救,继之无人下井,而不下井的种种原因都来自功与利。这正是同情者多而英雄少的根本恶。照荀子之见,恶也是人之初,天所授之者。孟子主性善,指善之端;荀子主性恶,王阳明对荀子的看法是“初心”走向了末流。孟子与荀子之说有端、末之不同,儒、法之判由此可见。儒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善”,而法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恶”。王阳明则折中之,以为孟子固然对,而荀子也未必错。我今天所论述的是儒家的“初心”,也就是从心灵的“善之端”谈,而不是从心灵的“善之末”谈。也许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善、恶同在,这是很难在科学实验之中求证的,但必须抑恶扬善。否则,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云:“人如兽时,比兽还恶。”

   呵护“初心”,就要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就得如王阳明一般时时除去“心中贼”。据说梁漱溟先生曾在梦中有所不轨,醒后痛加反省,如驱盗贼,决不留情。可见,守护“初心”,也如“不违仁”一样,须时时留神。孔子云:“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初心”的持守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我们称事有大成者为大匠,这和世俗所蔑视的“匠气”是两回事。“大匠”是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们可以举《庄子·达生》中“梓庆为鐻”(鐻,中空之木质敲击乐器)的故事为例:“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驱,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无疑,当这位大匠将心中的一切不纯之念清除之后,心灵便与天相通。庄子书中将“心”作“天门”解,“心”是通向“天”的门户,“以天合天”者,正是天人本无二之意。这时的梓庆,身心与自然相合,天人一体。当这“初心”为作之时,所成之鐻便成为了大自然本然的存在物。我们强调的大匠精神,正是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在艺术上,我们往往以为“大师”是位高而德崇之人,殊不知,大师是离不开大匠精神的。任何大师都必具备而且呵护与生俱来的“初心”——那不为外物所动的本真之性,这是造就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杰作的原动力。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论的婴儿,必具“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其所强调的乃是保持宠辱两忘、吾之创制当自吾而始的精神,这本身包含着人生最重要的“神圣之自尊”。

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全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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