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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学术研究的底色

更新时间:2017-08-30 19:38:42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因为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上班了。没想到,刚一进厂门,正好赶上厂组织的工人民兵集合,每人发一根镐把,去广场旁边的中山公园集结。我当即被拉了进去,然后被从后门拉到中山公园藏起来躲在里面,准备参加镇压行动。后来才知道劳动宫也有大批工人民兵。原因是上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说是外地有大批不满的民众得知广场花圈被缴,要来声援北京市民,正大批往北京赶来。公安系统从天津就开始堵,一直堵到北京站。因为害怕万一堵不住,于是就把北京各厂的工人民兵调出来做预备队,准备在广场一拼。殊不知,里面不少工人民兵其实和我一样,这些天也是广场上的常客。我们怎么会去参加打人?当然,我们在中山公园蹲了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纯粹是上面的人草木皆兵。

   我知道我被挂了号,是在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开群众大会,批判“四五事件”,说是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并且念了几首他认为最反动的诗,其中就有我的一首。后来各单位下发拍照的反动诗抄,要求人人对笔迹。我的两首诗上了榜,记得分别被编号为“016”和“078”。因为我的那个抄诗的同学在单位比较活跃,经常写毛笔字,因此后来真的被人检举出来了。警察先是把我的那个同学抓了,当晚就把我抓了。

   我先是被押到“炮局”,关在一个单间里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等到再提我时,就被押到了我们厂专门为我召开的一个全厂工人批斗大会上。他们专门找了我原来学习小组里的好朋友在大会上宣读批判稿,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被两个人架着胳膊,压着脑袋,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批判完毕,在群众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口号声中,我被重新押回到车上,然后当即送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看守所。

   半步桥看守所是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旧监狱,里面有两座关押犯人的楼。一座楼层高些,关押的人多,因为从空中看起来像英文的K字,因此大家叫它K字楼。我住的那个楼在空中看起来有五个爪,像个王八,所以也被人叫做“王八楼”。进到这里面之后一连几个礼拜,几乎是天天审讯。那些警察显然是奉命要找后台的,因此一心就想在我们那些人身上抓出幕后的黑手来。在我这里,他们显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因为我进去的比较晚些,相信他们通过过去的审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也没有太过为难我。在停止了审讯之后,我们在监狱的号子里就只剩下自找乐子了。王八楼的号子较小,勉强可以睡下三个人。而为了怕政治犯相互影响,通常都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个是4月4号晚上被抓进去的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工,既不关心政治,也不会什么诗歌。只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师傅想去广场看看,他便也跟着去看热闹。正好赶上当晚清场,他和他师傅就一起进来了。因为岁数小,吃得又差,因此动不动就哭。好在关到9月初,他就被放出去了。另一个一直和我关在一起的是个惯偷,只因为被定性为坏分子,放到农村去接受管制,忍受不了,偷听了台湾的广播,写信去和那边建立联系,也成了半个政治犯。因为他蹲监狱的次数多,见多识广,他一直认为我弄不好会被枪毙,自认为自己的罪过不大。想不到最后我出来了,而他却被枪毙了。

   监狱里的生活证实了对自己容易知足的判断,因为即使在那里面,每天三顿饭只有两个窝头一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外加两勺几乎不见油星的煮青菜,我也没有觉得有多苦。既不担心被枪毙,也不奢望被释放,每天就盼着放风的时候,到院子里的一个可以看见天的四面是墙的号子里,去伸展伸展胳膊腿,跑几个来回打羽毛球的步伐。即使是唐山大地震,房子东摇西晃,到处都是尖叫声,同号的青工急得直哭,我也一样听天由命,从没有着过急。真的开始想什么时候能出去的问题,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了。因为在监狱里听到了哀乐,估计到大概是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又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广播打倒了“四人帮”,自然也就知道自己的事情将会有结果了。这以后一直拖到12月,我们才被放出来。只是当时也还没有痛痛快快地放,而是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被释放的人集中在一起,拖了两周时间才各自交原单位来人接走。自然,厂里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怎么开大会斗争我,怎么开大会为我平反。后来工厂确实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借着声讨“四人帮”的名义,为我平了反。

  

5

  

   我宣布平反之时已经是1977年初了。不久我就回厂上班了,继续做我的钳工。没有多久就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因为我刚从监狱出来,过去又没有学过数理化,就是语文历史地理之类,也没有学过科班的东西,何况还要上班,因此,父母虽然极力主张我参加高考,自己却毫无把握。

   当时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东找点书西找点书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所以紧紧张张准备一番,一考下来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数学就没考好。第一批录取时,自然没有录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录取时,我的成绩刚好在分数线之内,竟被录取上了。只是,当时给我打电话通过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专业。因为父母都是学经济的,所以我的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当时唯一跟经济沾点边的政治经济学,只留了一个专业报的是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的历史专业。至于中共党史,我从来就不认为它是历史,而且也不认为有学习它的必要。因此,得到消息后,我确实很犹豫,不大想上。当时还特别回家去和父母商量过。显然,当时如果能确定高考还会继续进行的话,他们也多半会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这一批没录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业经济专业了。但是,那个时候文革刚过,在有过张铁生事件的教训之后,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还是鼓励我先上了再说。就这样,我就从一名工人,成了大学生,只是自己当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是人民大学的。因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复校较晚,没有赶上列入招生名单,因此临时用北京师大的名义和校园临时恢复招生和办校。等于我们招进去时是北师大的学生,半年以后才回去人大校址去办校。而那个时候,学校连学生宿舍都没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读。

   进入人大党史系算是我跨进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起点。但是说实话,我一直不认为专门设立一门中共党史专业有什么必要,特别是它还是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划在法学的门类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共党史的教学太过强调理论,除个别老师外,通常很少传授历史学的知识和进行史学研究的训练。我刚开始学习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人大历史系讲中国通史的老教授郑昌淦先生的课,郑先生是尚钺先生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古代史,但是为了听郑先生的课,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专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以便和郑先生讨论。

   在人大时我另外喜欢读的一门课是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读这方面的马列著作读得较多,另一方面是当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于老师思想很开放,也乐于与我们一些喜欢这门课的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人大上的其他的课程,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还给老师了。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小学的时候在班里是出了名的淘气,经常被找家长。记得有一次因为怕被告状,放学后一晚上没敢回家,躲到同学家楼道里睡了一夜。中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没少给老师和父母惹麻烦。父亲之所以把我带去干校,也是因为害怕把我留在城里,跟坏孩子学坏了。上大学也没好多少,因为讲的有些东西自己不喜欢,也就经常会和老师争论,甚或给老师出难题。包括对考试,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去答。记得一次考试,我认为教科书和老师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论述,结果被判为不及格。后来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全班的成绩,班长和课代表专门去找任课老师进行疏通,最后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及格。

   当然,人大中共党史系里也还是有学问上比较不错的老师的。像彭明老师写的《五四运动史》,就花了不少死功夫,做了大量的考证,是中共党史系老师的个人成果里面少有的写得比较扎实的著作。另外教思想史林茂生老师,也是很有才气的一位老师,和他讨论交流是一种享受,只可惜他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样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另外像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杨云若,也是那种比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老师,他(她)们的治学态度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

   至于说到我的史学训练,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是半路出家,属于半瓶子醋。尽管我毕业以后这么多年,看了不少史学的书,也一直在努力按照史学的方法做研究,但是,和科班出身的同行们相比,我的基础肯定是差的。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说来也奇怪,当时我完全就没有想到过应当去读历史。不过,也恰好是这样,否则我可能也就要改行了。因为一旦去读历史系的研究生,多半也就研究不了中共党史了。而一旦转去研究其他历史,花费了几年时间,再想回过头来深入地做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光是资料积累就跟不上了。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所以进入党校之后对于我深入地“钻进去”影响特别大。我从到党校开始,就下决心要做系统全面的研究。我的计划从是社会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发生影响,它怎样促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产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开始研究起。因此,进入党校之后我就开始下大力气做“社会主义传播史”,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我组织了几个同学,坐着坐铺去了全国各个城市,去那里的图书馆,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关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所有跟社会主义传播和宣传有关的资料或者复印回来,或者抄写回来。显然,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中共党史专业要求的研究方法。包括我进入党校时,教研室主任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所有涉及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答案和结论都在《毛选》里面。一个好的党史教学工作者,就看他对《毛选》熟悉到什么程度。研究中共党史,或讲授中共党史,不要去讲你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对毛泽东怎么说能信手拈来。然而,从我做毕业论文时开始,我就注意到,中共党史过去所以总是变来变去,以至失去世人的信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从史料,以及对基本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出发的,而是从结论出发,为政治服务的。

  

6

  

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了。此前,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基本上都是够一定级别,并且有一定任务的人员。我经常出现在中央档案馆里,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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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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